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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在这方面，我们现有的行政体制机制设计存在怎样的问题？ 迟福林：首先，决策职能过于分散，常常一个重大决策，需要几个、十几个部委负责，那么到底谁对这个决策负主要责任？第二，在决策职能分散的情况下，使得相当一部分部委把自己的主要职能放到执行上，这就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本应是一个方面的决策主管部门，可它却不对这方面的决策负最高责任；二是决策、执行不分，大大强化了部门利益。第三，有些决策又过于集中在某个综合部门，这就造成决策的扯皮和低效率。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权力运行很不利。 大部门制改革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条件 《小康》：在这种背景下，是否意味着大部门建制不可能单兵突进，还是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紧紧连在一起？ 迟福林：它可以往前走，但要有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条件，你想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涉及到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某些关键问题，包括干部制度问题、中央地方关系等等。所以，这个事情第一相当重要，第二相当复杂，不仅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也取决于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再加上它又涉及到官员的利益、部门的利益，还需要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分开的体制机制设计配套，所以有很大难度。 《小康》：大部门制改革面临这么多的难题，怎么能够破除阻力使其顺利推行下去？ 迟福林：那就是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想全面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把大部门制这样一个制度推出来很困难；第二要加强中央最高层面的统筹协调，这一点十分重要；第三要明确部门职责，部门之间必须要有互相制衡。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个的权力运行机构、运行的体制机制严重不合理，作决策的最后不对决策职责负责，该做决策的人做了执行，这套运行机制决不是一个部门内的，而是权力运行结构的问题。 《小康》：客观来看，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是否必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迟福林：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全面得多，迫切得多，但是有些条件未必完全具备。所以为什么提出改革攻坚，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只能是朝着一个既定设计的方向去走，条件成熟到哪一步，我们就做哪一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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