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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种族认同的恐惧感，外来迁徙人口的剧增，令传统的欧洲血统国民感到了种族层面的压力，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经发表过一个国防部官员的言论，此公出言惊人，说摧毁英国甚至欧洲的是蜂拥而至的外来移民，这批数量巨大的移民很难被同化，因为“全球化已令同化变得多余和不合时宜”，他们（外来迁徙人口）并不效忠新的居住国。在移民潮的冲击下，欧洲人口迅速膨胀，西方的文明环境遭到破坏，“好像当年罗马帝国面对哥特人这些野蛮人入侵的情况”。显然，这位官员在“文明”的外套下，骨子里还是“白人至上”、“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优越”的现代版。而现实的确是在表达这么一个事实：外来迁徙人口的涌入，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根据荷兰官方公布的数字，荷兰1630万人口中，拥有非本土背景的人口达310万，其中170万来自欧洲之外。英国总人口约为5700万，其中移民为430万，占人口总数的7.53%；而德国和法国的移民数量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10%左右；布鲁塞尔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中有一半以上名叫穆罕默德。总的来看，北美外来迁徙人口达13%，欧洲达7.7%。
其次是对外来迁徙人口冲击社会安定的恐惧，社会的多个基本元素，文化、宗教信仰、就业压力、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都在大量涌入的外来迁徙人口面前凸现出矛盾，矛盾得不到化解，就必然引发冲突，往往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已经深入到内心的移民问题情结的牵动下，会引发社会公众的太多、太过分的联想，乃至于催生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借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曼斯菲尔德的概念，有一种潜在的“老欧洲”意识在主导着欧洲发达国家对待外来迁徙人口的思维，从政府层面，欧洲发达国家越来越奉行更加强硬的、苛刻的移民政策，从民间层面，近年来不断冒头的种族主义、新纳粹分子、极端分子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发酵物。
事实证明，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地、深入地挖掘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丰厚红利的同时，在接受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迁徙浪潮问题上，却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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