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轮的经商潮对中国官员的冲击最大。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 “那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大批的知识分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下海’”。伍继延也“下海”了。为从实践中去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做一个证明也好，为金钱上的追求也好，反正无论如何，伍继延们觉得“下海”就是去做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一大套想法，每个人又都编了一大套说词。而所有的这些理论思想，可以通过做一个企业，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 伍继延回忆说。 离开体制，伍继延成为一个房地产商，“做房地产，说伟大点就是搞城市建设，说难听点就是炒地皮。”伍继延喜欢时不时地自嘲一下。他将这一次的选择，称之为一个男人的转变。“最基本的转变，就是所谓三十而立。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些基本东西。” 这个基本东西里边，当然也包括了最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他挣了钱。与他一拨在海南搞房地产的那些人，有的成了日后中国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鳄。 有了钱之后，伍继延开始反省自己，“一下就到了三十岁，到底该做什么，于是我又开始觉得自己有使命，不应该为赚这点钱做生意。”他究竟成不了一个彻底的商人，或者说他从来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商人。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彻底的，那么，深受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那一代人转变得始终不那么彻底。成为商人，拥有财富是他们的理想之一，但不是唯一理想。 在这样一个转变上，伍继延是最不彻底的一个。“从商以来，我透过钱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别人透过钱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钱。当商人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我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进步还是堕落。”作为商人，他这样怀疑和评价商人，“我觉得经商和做‘小姐’有点相似：首先都是为了钱，其次都是在出卖自己，只不过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色相，而我出卖了自己的智慧。但最终我们都还是要从良。现在的我不过是沦落风尘。” “从良”是他希望的归属，但“从良”之后要干什么，他并不太清楚。但大多数有点理想主义者色彩的人都渴望充满高尚、神圣甚至伟大的追求，至少在他看来要比“商人”高一点的追求。 1994年，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全国掀起了宏观调控风暴，海南热潮渐退。就在这一年，伍继延离开海南，开始第二次自我流放。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美国。“我去美国留学的目的，是想了解世界。我自己觉得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但我还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子。” 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太长，1996年又回到了国内。当然，后来他还经常在美国或别的国家之间进行短暂的自我流放，说是体验全球化的生活。 那一段时间，他写了一本书，叫《逐日天涯》。他给这本书留了一个尾巴，是关于“回归”的。但那时候，他还找不到“回归”的路。 重庆直辖 流放西部 重庆即将直辖。经验丰富且嗅觉敏锐的伍继延嗅到了其中的机会。人们将伍继延们称为中国社会变革中最敏感的小老鼠，因为在地震之前，老鼠是反应最快的，老鼠在前面跑，人反而反应迟钝。 1997年，伍继延邀了几位朋友，自己开车从北京向重庆进发，此举仅仅是要亲身体验“蜀道之难”的意境。第一次重庆之行，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印象，伍继延对重庆的投资软环境产生怀疑，感叹“蜀道难”其实难在思想观念的落后、管理水平的低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