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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迁徙自由的年代
然而，在不太遥远的30年前，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们并没有迁徙的自由。
1949年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业成为重工业所需资本的积累来源，而资金从农业到重工业的转移是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实现的，从而造成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粮食短缺。
在此情形下，政府采取对农产品统一收购和定量供应的办法来保证工业和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不用说，这是以严格控制每个城市的人口数量，限制人口迁移率为前提的。
195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限制农民盲目流动”的指示。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条例》否定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
至此，迁徙需要学校录取证明，或单位录用证明，或迁入地的准许迁入证明。而在很长时间内，这“三证”基本是不可能获得的。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那个时候，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的，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改革开放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农产品短缺问题，同时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需要劳动力的流动，政府才开始放松了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1984年有一个文件，文件本身没有很高规格，但在迁徙历史上意义重大。那是国务院的一个通知——“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条件是“自带口粮”。仍然不希望农民进入城市，但是城市在对农民封闭20年后，终于又打开了一条缝。
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奔向文明
在这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农民。
他们大多迁往较发达的南方东部城市，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都市，主要分布在深圳、上海和北京；他们主要聚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从并不体面的体力劳动开始——但也绝对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岗位。
他们也有理想和激情，最小的理想可能是赚点钱回家乡去盖个房子，取个老婆；有的则梦想着有一天如同是穷乡僻壤走出来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那样成为中国的首富。当然，这个城市也给予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同是草根出身的中国第一商帮——浙商提供了最激动人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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