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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人老了，思想会变的古怪。吾不只一次地想：即使是良药，就一定得苦口吗？古有腊丸、蜜丸，今有胶囊，难道其中之药都不是良药吗？作为患者，为了治病，甚至为了救命，是不应计较药之苦口的。但作为制药者，施药者，能不能将良药变得不那么苦口，以让更多的患者能较顺利地接受呢？
吾并非性恶论者。然据吾观察，真有些怀疑人生而喜适口之食，悦耳之音。几个月婴儿，全不知利害得失，也不知懂他人喜恶，怀“赤子之心”。人醮一点苦味之食放入其口，婴儿往往皱眉咧嘴，一脸不快状；若醮一点蜂蜜喂之，孩子则常常眉舒目展，一脸怡然。家有噪音，孩子会烦躁不安；若放送轻松、欢快的音乐，孩子会安安静静，甚至于陶陶然。此有天性乎？
无论是否天性，真正愿食苦口之药者鲜，悦闻逆耳之言者寡。当然，吾愿大家都有博大的胸怀，具远见卓识、高深修养，于逆耳忠言从谏如流，择善而从。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愿望，能做到者不会太多。吾以为，为达“利病”与“利行”之目的，施药者，进谏者，应努力使良药不苦口，或不那么苦口，忠言不逆耳，至少不那么难听。吾并非提倡玩弄什么小技巧、小手段，只是希望讲求一点说话办事的艺术。同样意思的话，说法不同，效果会迥异。
唐太宗李世民，是公认的善纳谏的“明君”。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非一般。假设唐太宗患有口臭的毛病，魏征该如何进言呢？若魏征曰：“陛下，你的口太臭了，可得好好治治哩！”这样的效果会如何？吾以为，太宗即使不龙颜大怒，心中也绝不会舒坦，会不会纳谏，就很难说了。若魏征换一种说法：“陛下，你若天天刷牙，再吃点清火的药，口气定会更加清新。”这样的效果又如何呢？一代明君尚且如此，更何况吾等凡夫俗子乎？
力求良药少苦，忠言不那么逆耳，乃吾之所愿意，然吾自己做得并不好。观一些善做思想工作的同志做为，思一些成功谏人之例，启发多多。
一曰：正面为主，多说“要”，少说“不要”。若某人有骄傲自满的毛病，当如何规劝呢？有两种常见的说法：君不要骄傲，骄傲使人落后；君要谦虚，谦虚使人进步。恐怕多数人都不会怀疑，后一种说法的效果要好于前者。何也？立足进步，正面提出问题；谦虚是一种美德，“要谦虚”可视为一种勉励。要谦虚与不要骄傲，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也。
二曰：宜建议，勿强加于人。除非某人已走到堕落的边沿，不猛喝一声不足以使之惊醒，在大多情况下，规劝他人宜建议，不要强加于人。自然界有一规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社会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反作用力大于作用力，即所谓逆反心理是也。意见以建议提出，容易使人考虑；若强加于人，则使人难以接受，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三曰：分次施药，其苦当淡。人患病，当然希望药到病除。然而，“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患病之后，还需服相当时日的药，方能痊愈。故治病不可急于求成。若将治病所需的全部药，让患者一次吃下，不但其苦难当，效果也不会好。若分次施药，其苦当淡，也利于治病。治身体上的病是如此，治思想上的病又何常不是如此呢？帮人改正一种毛病，亦不可急于求成，当分次施药才好。
四曰：因人施药，因势制宜。人不仅有男女之别，而且有老少、高矮、强弱之分。同患一病，良医当视人不同而因人施药。若将温药施于年轻壮汉，恐无大效；若将猛药施于老少弱者，不但其苦难当，更恐危之将至。帮人思过矫正，理同治病。心宽乐观者与心窄内向者，饱经风霜者与初涉社会者，于药味的敏感受程式度不同。因人施药，可使人不觉良药太苦。
对药味的感觉，不仅因人而异，且往往因势而异。以常态而言，人在大庭广众之中于逆耳忠言承受力效差，而在两人对谈时则效强；在心绪不好时承受力较强，于心情坏时则较差；对亲密者所言承受力较强，反之较弱……既有如此种种差异，良医当因势制宜，以求用苦味最小之良药，达到治病救人之目的。
五曰：尊重对方，得理勿带刺。帮人思过矫正，不能只强调自己说的忠言，而不讲方式，不计分寸，甚至得理不让人，连讽刺带挖苦。帮人者定为好意，既是好意何不首先尊重对方！人都是有尊严的。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是对人之尊严的极端表达。有些人不接受他人的意见，并非认为意见不对，而是因为觉得颜面尽失，不好做人。吾并主张因顾及他人颜面而不提意见，只是觉得若能既不使他人难堪，又提了意见，那当然更好。
患病者当不讳疾忌医，不因良药苦口而拒服。施药者，若几种药均可治一病时，何不选一味不苦或苦淡者；若非苦药不可，能否讲究一点用药的艺术，让患者更易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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