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明明：和目前常见诸媒体的“70后”、“80后”一类称谓不同，“77、78”这两个数字并不代表这一群体的出生年份，却实实在在成为他们的再生纪年——在这一年里，他们告别了田野、森林、矿山、车间，进入大学，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的旅程。在某种意义上，“77、78”是他们的心灵归宿，“77、78”是他们的生辰八字。 77、78级无疑是历史的幸运儿。假若没有文革的终结，他们中多数人将继续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或苦心经营，投合时世，谋取一官半职；或病退回城，在街道工厂作坊开车床抡大锤纺纱织线；或独善其身，潜心学问，伴清风田畴，成为散落在民间的思想者；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老山林茅舍，就像他们的父母祖辈那样，或像他们落脚的村落农户、工厂师傅那样，仆仆风尘，平淡无奇。 旧秩序的改革者 陈明明：改革开放30年，77、78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他们初进大学适逢整个民族反省文革，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间，他们带着来自底层社会的现实感，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地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的批评乃至反叛有如烈焰腾空，光芒四射。无论是最激进的人物还是稍为稳健的一群，都常发诛心之论、惊人之语，和当时走在潮流前面的一些人物遥相呼应，彼此奥援，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道风景线。他们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时代同行的改革者，虽然有过辗转反复，大起大落，也有一部分人被抛离出中心而成为体制的叛逆者，但无论改革或是叛逆，都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正是从这里，他们看到了民生的困顿，社会的需求，看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冲破了现实的限制，清除了理论的矫饰，积极投身或参与策划了对旧体制的波次递进的革新。而当他们步入中年，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新体制的组成部分，拥有大小不等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话语权力。他们成熟于改革，受惠于改革，因而成为改革成果的维护者，主流价值的传承者。此时此刻，77、78级便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从底层社会经由体制选择与选择体制双重博弈的奋斗成功的神话。 王霄：1982年，77、78级在同一年结束本科学业，大部分开始重返社会，少部分继续研究生学习。25年后的今天，这一群体已经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展现风采。 这里仅以政界和学界为例：政界的这批人，一方面逐渐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的重要智囊人才，在设计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则担任了各级基层的领导职务，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实际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这批人，着力进行着更加深入的中国国情与进步的研究，并开始从经济与政治体制上深入反思与设计中国的制度框架。当然，由于资历所限，地位所限，他们的作用往往不太明显，而且有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不过毫无疑问，他们是当时中国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和中坚力量。 今天，77、78级仍然持续着他们的辉煌。在党的十七大后，他们中的代表必然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在各个专业领域，他们更是已经成为领军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群体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的专业骨干。 得天独厚的条件 李毅：77、78级学生之所以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头羊，首先有其客观原因。1966到1976年，十年没有高考。在老三届大学毕业生和77、78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断层。工农兵学员只有四十几万，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填不满这个断层。 主观原因，也起一定作用。上学之前，许多人经历过忧患。上学期间，多数人刻苦学习。从全中国十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中，从8000多万人中，不到70万人脱颖而出跳了龙门，自然使不少人有志向、有期许。77、78级中，有理想、努力奋斗的比例，的确远远高于后来的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比例，比现在的大学生高许多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