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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一个重要标竿是选举。选举的主要功能不是选谁当总统，主要是选公共政策。谁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接近最大多数的民意，谁就能赢得选举的最后胜利。 竞争是公共政策进化的主要动力。通过公共政策的竞争，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通过博弈所展现的社会合力，来修正公共政策可能的失当，使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趋于客观、平衡和理性。选举则是公共政策展开竞争的一个最成熟的平台。对于穷人来说，选举尤为不可或缺。任何明显剥夺穷人的公共政策，都不仅要失去穷人的选票，而且因为违反道德良知，而要引发强烈的社会义愤，招致来自其他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广泛抵制，选战中大面积地丢城失地就是必然的报应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国民财富的分配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次分配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实现。第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税收实现，政府以税收为基础实现转移支付，使无力从市场中获得起码生存资源的弱者，能从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中获益，维持基本生存。第三次分配则是在社会自组织高度发育的基础上，通过志愿者和千姿百态的NGO，实现社会的自我救助。第一次分配主要是实现效率。第二、第三次分配则主要是实现社会公正。现在一个普遍的趋势是，文明水准愈高的国家，第二次分配继续保持其重要性的同时，第三次分配对社会公正的贡献愈来愈大，对穷人的生存状况愈来愈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可能是全世界最活跃、最发达的。美国总共三亿人口，各类非营利组织就有160万个，平均不足两百人就有一个。其所支配的国民财富，更是天文数字——年度总费用占美国GDP的9%，几与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持平。 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多种多样，救助穷人及其他弱势群体，则是其主要功能。 针对老人的志愿者组织，在美国是五花八门。譬如“轮子上的饭菜”，主要任务是骑着自行车给独居老人送饭。还有一些志愿者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探望老人，既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还可以满足他们的交流需要。服务于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的、服务于囚犯子女的、服务于失业者的、服务于无家可归者的特定的志愿者组织，亦是层出不穷。总的规律是，但凡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有什么新的需求，很快就会自发产生一个相应的民间组织，为之提供定向服务。 即便在最严格的市场秩序规范下产生的财富分化，也并非天然合理。再严格的规范也不可能绝对公平，自由竞争的胜出者不能把胜出的功劳完全归于一己，而应怀着谦卑之心，怀着对社会、对天地万物的感恩之心，回馈社会，与社会尤其与弱势群体分享财富。穷人必须受到照顾，这早已是发达国家的共识。正是以这样的共识为基础，生长出发达国家一整套的慈善文化、公益文化。而美国的独特性在于，高度发达的第三部门保障了公民社会对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的主导权。即便是公共服务，能社会提供的尽可能让社会来提供，能不让政府做的尽可能不让政府做。也就是说，不仅市场不容政府插手，即便在属于政府天职的公共服务领域，公民也有不选择政府的自由。政府的权力同样是有边界的，这可以说是美国慈善文化、公益文化最大的特色。 美国对穷人的照顾当然谈不上尽善尽美，至少，生活在美国的非国籍人群与公共福利基本绝缘。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美国公共福利对于本国穷人的有效保障，在国民范围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则是应该肯定的。 公正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但公正不能从生产的源头求得，生产的源头只能服从于效率。公正只能从生产的结果中求得，即从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总量中求得，从财富的转移中求得。以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体制充分保证生产源头的效率，保障国民财富的充分涌流；以自由民主扩大和规范第二、第三次分配，以保证国民财富适度的共有共享，实现社会公正，这样就可以使效率与公正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社会就能既保持繁荣，也不乏和谐。这是美国经验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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