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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寻求另外的办法。
中科院刘维新研究员提出，我们应该要做好土地规划、保证用地集约化，向天空要地，向地下要空间，这样既能保证我们耕地的面积与质量，同时也可以保持经济的发展速度。
“如果还是供需平衡的思路，各地要GDP，要城市化，就给他土地，这样的话，永远是计划式的供给，永远也不够。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考虑，做成一个政策引导性的规划？”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提出的问题切中了要害。他认为，如果是政策性规划就要分析各个地区、各个省的实际情况，包括各省目前的土地供需动态，还有多大潜力，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前景如何等等，来确定土地供给的价格、机制和程序。通过各个地区提出的不同政策，使用地门槛高起来，土地利用合理起来。
做规划当然要讲国情。“在用地标准上，我们没有资格跟美国、澳大利亚比，要比只能向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学习。” 陆大道同时提醒。
“要将集约用地的原则贯穿整个城市发展始终，用地的弹性是很大的，对于香港这样的城市用这么少是可以的，美国、澳大利亚式的宽打宽用也是可以的，但我们要建立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说。
目前，我国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专家指出，这既不符合土地资源保护的要求，也不符合城镇发展实际。“东京是人均60平方米，香港是40平方米，而我们有的地方却是美国标准。”
针对严峻的形势，徐绍史说：“我们的态度是绝不动摇、坚守红线，打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耕地保卫战。”
国外保护农业耕地政策：
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乡村建设进程中，必然会占用大量耕地。为此，发达国家采用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耕地，同时还设立专门监管机构。
德国联邦政府负责制定全国性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各级地方政府则制定区域性城镇发展初步框架，而各经济区则设立区域经济协会，专门管理城镇总体规划的制定以及土地的征用与监管。
美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设立了农业部下属的“土地委员会”，负责监控耕地的非农化。另一方面，以立法形式限制城市化对耕地的侵蚀。美国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土地保护与发展委员会”，根据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对耕地需求进行立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本、法国等也就耕地征用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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