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史无前例的挑战》提出了美国需要敌人的社会原因; 那么我正准备出版的《投机赌博新经济》一书,则揭示了美国需要敌人的经济原因。美国今天的制造业,大概在17%不到20%的这个状态,许多消费品的制造生产,早就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转移到中国了,比如说彩电、冰箱、服装、鞋类、自行车、打火机等等。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高科技化了,就是现有的还保留的这些制造业都高科技化了。高科技化的同义语是什么呢?就是军工化。美国的制造业可以说基本上都与军工有联系,大多是生产设备不让转移到国外、甚至产品也不让往中国出口的这部分，还留在美国。如今,美国贸易部管制的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的有两千多种技术。这些技术,在广义上构成美国制造业军工化的经济基础。
这样的经济基础运转到2001年，格林斯潘一年时间十一次降息,带着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利率逼近零了。在这个时候,宏观调控已经无法刺激美国经济的时候,经历了“9.11”,从那以后,一个阿富汗战争,一个伊拉克战争,一个全球的反恐战争,打得美国的财政从盈余重新恢复到赤字,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所以,可以说,美国军工化的经济本身,需要爱国主义，需要敌人，需要战争。美国的制造业就是这些大军工、大石油巨头。真正的高科技，从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所有的科技、所谓的高科技,都是从军用转为民用的。
美国总需要有一个很现实、足够强大的持续威胁，或威胁他们国家安全，或威胁他们所信奉的自由、民主这套制度。这不是我杜撰的，而是布热金斯基、亨廷顿他们的观点。我想强调的理论意义是,美国需要敌人是她经济、社会的内政需要。不是简单的理解问题,沟通问题,再理解,再沟通，你不另外给他找一个更合适的，你还是她的需要的大敌。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沟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较量、斗争，是想回避也回避不开的。
政治本身也是利益。我们过去用政治代替经济,一切经济都是政治。今天，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拿经济代替政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宣传,好像一说“利益”就是经济利益,以为国际惯例就是做生意赚钱,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和真正的危险。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也可以解释成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哲学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历史进程中,经济不等于政治,不能替代政治。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们抓住了这个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但是,特别在所谓“民主社会”里,政治尤其不等于经济!选票不等于GDP,也不等于人均收入。意识形态斗争、宗教信仰斗争、国际政治斗争,包括没有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斗争,尤其是现实而巨大的政治利益。
所以,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想当总统的政治家,一方面不能不讨少数资本家的欢心,否则没有政治捐款闹竞选；另一方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是，不能不计算选票。政治口号不对头,政策取向不对多数人的胃口,竞选花车再花哨,没有足够的选票,还是白搭。一个加拿大人写的《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曾经出过,被基辛格评价为最好的一本罗斯福传。好就好在展开了一幅美国政治究竟是怎样的历史画卷:就希特勒这样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念处处格格不入的专制狂魔,罗斯福想对着干,把美国拖入二战,谋求美国的最大利益,必须费尽心机,处心积虑,政客、政党、资本家、媒体、人民群众,多种要素之间，因势利导,精心互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选票。(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