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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李零如是说：“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一个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与虎谋皮，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空怀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盛世，安定天下百姓的人。”
孔子的形像是怎样的？李零如是说，他很执著，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当年，公元前 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来到郑国的东门，有个擅长相面的专家，叫姑布子卿，给他相面。他说，孔子的上半身像尧、舜、禹，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孔子不以为忤，反而说，形象并不重要，不过，要说丧家狗么，‘然哉然哉’。”显然，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中所表现出来的孔子不仅不是什么“大成至圣文宣王”，与人们印像中那个迂腐且具有道德化身意味的孔子绝然不同。“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因此，李零在孔子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认为，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以书名而论，李零已经兵行诡道，颇有哗众取宠之嫌，然细细品位，既有对孔子境遇的深刻同情和理解，又有几分自嘲和夫子自道的意味。作为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经典，按照著名学者朱维铮先生的说法，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西汉景、武之际)，《论语》的原始结集本在文献中一直不见踪影，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代，它才重新露面，变成一部很时髦的书，解释者起码有三个学派：“鲁论”、“齐论”和“古论”；到了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又形成一种通学派，对《论语》的文本、句逗、分章、结构、诠释等等进行研究。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语》的本子(注：今本《论语》，据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统计，白文12000字)，不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的，也不是稍后些的人根据不同版本编订结集的，而是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一个是西汉后期，汉成帝的老师张禹编定的《张侯论》，有21篇；又过了200年光景，到了公元二世纪中期，有一个博学而影响很大的郑玄(字康成，中国第一位经学大师)，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就是“我认为这里该用这个字、该这么分章”，他把《论语》的今本给定下来了，而且两汉间对《论语》不同解释的结集，也是他。郑玄死后不到一百年，何晏把郑玄的本子及其反对派的意见编成了《论语集解》。何晏后，南北朝时代，有一个叫皇侃的，受了佛教的影响，编了一个《义疏》的本子。到了公元八九世纪，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有点像原教旨主义，他们对郑玄、何晏的本子都持怀疑态度，要回到原典。而郑玄的时代距离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600年了。对此，李零在本书中进行了充分而翔实的考据，并用自己二十多年的研习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文本。毫无疑问，这种工作绝非“心得”所能比拟。
尽管至今已经有无数个版本的《论语》解读和注疏本，李零此书的独特性也是一望可知。在本书中，作者利用自己深厚的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功底，对《论语》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和还原。它以人物为线索，打乱了原书顺序，纵读《论语》；以概念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横读《论语》，并进行了总结。这样的创新使得《论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丧家狗：我读<论语>》在作者“自娱自乐”的同时，更结合自己经历过的事实加以评述，这种“理论联系实际”，拉近了现实和经典之间的距离。然而，有些地方的评论还欠斟酌，似乎与李零自己解释《论语》的原意背道而驰。另外，既然在考据上已经下了很大功夫，干脆把直译加上，或许会更好。
在洗掉历代统治者所强加在孔子身上的颜料后，一个相对真实的孔子才可能出现在读者面前。在感觉上，一个去魅的孔子显然比道德圣人更容易亲近——只是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为王者师”的心理何时才能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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