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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代际效应造成的悲剧令人心酸。
当然，还有无关乎经济的原因。一些学生在进入大学后，由于性格内向等原因，在和别人交往的过程中不知所措或无法和别人较好地沟通，长此以往，导致这些学生性格孤僻或少言寡语，甚至患上抑郁症。“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倾吐衷肠”已经越来越成为许多大学生的生活轨迹。这种看似标新立异、潇洒不羁的生活方式真实地折射出大学生孤独、迷惘的心理困惑。随着自杀、杀人到虐杀动物，一系列“轰动”社会事件的发生，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容回避。
如同中小学生需要减轻学习负担一样，大学生需要减轻心理负担，这不仅关乎他们能否成才，更关系到是否能健康生存。
中年：杀手“过劳死”
曾经，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报道了日本的社会病——“过劳死”。
2006年的6月，我们被邻国以旁观者的姿态报道。在2006年6月20日的《韩国经济》中有一则消息名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文中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本和韩国。随着加班的“普及”，年轻人死在办公室的例子屡见不鲜。
暂且不论报道的真实性有多少，但“过劳死”问题确实已经让我们忧心忡忡了。
“我国有七成知识分子正处于‘过劳死’的边缘。”2007年4月，中国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研究的学者娄伟博士对《小康》说。
娄伟在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3》中指出，强大的就业压力，工作回报过低与潜在的价值观的矛盾导致中国人才不断透支生命。“过劳”已成为威胁我国人才身体健康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沿海相对发达城市，“过劳死”问题更为突出，并呈现出向低年龄层次蔓延的态势。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10年降5岁，人才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其中以中年知识分子为甚。娄伟在报告中分析，目前中国中年知识分子面对两大致命转型：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随着改革和就业压力的增大，知识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他们这个年龄层，是具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背景疾病发生的危险时期。这一时期，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只要遇到过度疲劳等诱因，就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而造成猝死的前5位原因是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
娄伟说，“白骨精”（白领、骨干和精英）是“过劳死”频繁光顾的对象。《小康》调查结果显示， IT、金融、传媒业、科研等领域的从业人员以及企业高管成为“过劳死”的高危群体。
一位网友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上写道：“从华为公司传来消息，又一名员工在海外，因劳累诱发疾病，英年早逝。据华为知情人士透露，这是2007年春节过后，在华为发生的第二起‘过劳死’。”
事实上，“过劳死”对于IT从业者来说，早已不陌生，从普通员工到CEO，从华为、爱立信再到网易……
2005年 9月18日，国内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代理CEO孙德棣因为过度劳累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工作，年仅38岁。
有这么一些企业家留给世人留给自己太多的遗憾：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年仅38岁；2004年4月8日，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由于心跳骤停在京突然辞世，终年54岁……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他们都创立或者带领着令人尊敬的企业，他们同样拥有财富和名声，但他们都在超负荷地运转从而让自己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小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平均每天要工作13.8个小时左右，他们平均每年只有8天至11天休假，低于全球平均的15.5日。43%的企业主感觉2006年的压力比2005年更大，33.5%的受访者表示因忧虑企业的发展安全而感到压力，29%的受访者认为商业谈判令他们感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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