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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回家不用再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了，过年才是件幸福的事。
中国传统的春节有很多程序，购年货、写对联、放鞭炮、敬天敬地拜祖宗，虽然每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有一套仪式。在我小的时候，每到过年，都要换上新衣服，恭恭敬敬行完各种礼仪之后才能开始吃饭。在这种仪式中，人们能感到一种神圣和威严，也能感受到一个人的肩上要担负起的责任和某种使命，看着满世界红红的灯笼，闻着空气中飘散的烟花的余味，听着长辈们唠唠叨叨地说着陈年的老事儿，我们才能体会到过年的味道。
现在这些所谓的“繁文缛节”都没了，春节的种种仪式和程序都简化成了酒桌上的推杯换盏，年味淡了酒肉味浓了。老家黑龙江天气寒冷，素来民风彪悍，人性爽直，做事交友以酒为媒，喝酒以大杯、大口为荣，尤其是过年，要是不喝酒似乎就没有过年的气氛了。而我家的亲戚又多，一个大爷，二个叔叔、三个姑姑。这样排下来，每家一天，就是足足的六天，春节只有七天假，我在自己家里只能呆一天，那些同学、朋友的聚会只能放在晚上。经常是每天要喝三四顿酒，每次二缸白酒打底（半斤以上），然后再随便喝，这样算下来每天要喝二斤左右白酒，喝得翻江倒海，头晕脑胀。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什么时候才能醒酒，春节是过完了，可是除了一身的疲惫什么记忆都没留下。
每次过完春节要走的时候总是对父母有些愧疚，本来是回家陪父母的，可是跟老爸老妈话都没说上几句，年就过完了。临走时老妈总说，年年过年这么累，明年别回来了。而每次快过年的时候，她又打电话问：“今年回来能多请几天假吗？”
逼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至于多大才算“大”也不该“一刀切”，应因时代和地区而异。我是1970年代中期的人，至今未婚这一条“罪名”，就足以被亲朋好友痛批一顿了。父母年年苦口婆心的劝说不起作用，也就懒得再说了，其他亲友还是不厌其烦地轮番说教。去年去大爷家拜年，还没等进门，就被大娘拦住了。“怎么你一个人回来的？你媳妇呢？”我说：“明年一定带回来。”大娘很严肃地说：“明年要是再带不回个媳妇来，就不让你进我家的门。”然后又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你看你哥哥，才比你大一岁，孩子都五岁了。你看你姐姐，才比你大两岁，孩子都十岁了。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其实我怎么能不着急呢，但我更急的是怎么在北京买房子。我存折上的数字总是没有房价涨得快，我总不能结婚后天天领着老婆孩子打游击吧。嘴上没说，但我心里在想，你们别开导我了，你们最好想办法劝劝那些开发商，别让房价再涨了，再涨可就耽误我传宗接代了。
回家
没几天，朋友打过电话来问我，“能搞到回家的票吗？”
“你不是不回了吗？”我说。
“说说而己，怎么可能真不回呢，你呢，回不回？”
“我？当然回啊，我正在想办法买票呢……”
其实，我们不是不想回家过春节，而是不想再这样过春节。过春节应该是幸福的，不应该“痛并快乐着”。
几年前，陈红的一曲《常回家看看》红遍大江南北，令多少游子潸然泪下；今年春节将至，颜振豪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今年春节不回家》迅速吸引全球华人的眼球，并引起共鸣。从《常回家看看》到《今年春节不回家》以及人们对春节的恐慌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延续了上千年的春节正在失去什么？毕竟，过节的幸福感不是几个生硬的经济指标，而是充满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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