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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不到位 《小康》：有人认为公共政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樊纲：确实还有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公共政策就涉及到现在政府执行的过去二三十年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如何促进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如何保护低收入阶层，如何扩大扶贫的范围，有效地实现扶贫，如何保障低收入者的教育，如何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的医疗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确实不仅体制上还存在差距，而且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仍然有值得讨论的方方面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必须用一些公共政策的手段来进行一些再分配的调节，而这方面的政策如果没有，就会使一些特别需要照顾、扶持和关注的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应有关注，这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公平和效益，如何平衡？ 《小康》：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依据。有人说是市场化过分看重效率，使平等受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而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表现，意味着政府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公平上，在更加注重公平的同时，那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要不要“效率优先”？ 吴敬琏：收入差距拉大，学界有讨论，但未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对于拉大的原因，最近两年出现一个解释是：因为太过重视效率的缘故，所以造成了平等受损。 我对这个解释很怀疑。根据这个解释，开出的处方是限制高收入，这个收入不是非法收入，是合法收入。比如说就提出了国企领导人的收入不能超过本单位平均工资的5倍。 如果确实是因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因为过分重视效率，所以能力高的人收入已经很多，而引起了社会的冲突，那这个处方可以。 如果不是这样呢？所谓效率与公平是可以互相取代的，这个本身是有问题的。 考虑到不平等对效率的影响，必须对另外一个问题做出估量，即现在的不平等有多少是因为机会不平等，有多少是在机会平等情况下造成的不平等？ 易纲：“孔孟之道”、老庄的“道家思想”，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讲“中庸之道”，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应该说收入分配这个问题是可以处理得好的，这是从我们的文化根基来讲。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农民起义，都提出均贫富的思想。再加上我们的孔孟之道、老庄哲学，从历史上看中国完全是能够处理好这些事。在西方出现过非常多的慈善家，无一例外都是大企业个人财富的归属，应该说是全给社会了，福特、洛克菲勒、卡奈基梅隆，这些企业家都发表过对待财产、税收、个人家庭财富积累、遗产的看法，在西方有非常多的文献和著名的宣言、故事、传记，这使得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处理好这件事，没有产生仇富，所有富人的轨迹都差不多。 在中国，富人最终也是要回报社会的，这里有税收的问题等等，要过这一关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从我们的哲学上、文化根基上是能够做好这件事的。 破解之道：从全民低保开始 《小康》：
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您也提到收入差距拉大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那今天我们该做哪些努力，来避免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易纲：应当是少说、多做。美国的经济学家很奇怪说，中国经济学家大炒基尼系数，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问美国人，美国基尼系数是多少，相信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也不知道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5还是0.42。 我们应该多做，比如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在城里的平等待遇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捐赠税收可以免税的问题、慈善事业问题，所有这些收入分配的税收问题都可以做，要非常扎实地做这些事，而不是空谈贫富差距如何大这些问题。 樊纲：也许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相对时间要短一点，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要有一种长期的准备。中国也许刚刚进入收入分配扩大比较明显的阶段，也许在今后几十年，这个问题会伴随着我们。 吴敬琏：同意樊纲讲的。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建起来的条件下，不平等问题应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把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起码第一支柱是全民低保，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的指标。全民低保，这是国家财力完全能做得到的。另一个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还是呼吁尽快能够把这个事情办成。 (鸣谢：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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