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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有区别，但从他们的根本指导思想都是“左”的路线来说有共同点，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第三，至于“五五”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更趋严重的破坏，连个独立的纲要式五年计划都没有。只是在1975年编制了一个包括“五五”和“六五”时期在内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直到1978年才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个纲要也是在“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制定的。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到1980年，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农业方面，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显然，这是一个急于求成而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从“二五”时期到“五五”时期（准确地说，是从1958年到1978年，但不包括其中的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左”的路线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特别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并没有得到应有发展。 上述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直接相关的原因上说，首先是同计划编制中存在的诸多错误相联系的。主要是：1、盲目推行强速战略，以致造成经济多次大起大落。2、长期片面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多年严重失衡。3、长期实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忽视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缓慢，经济效益低下。4、缺乏稳定而又科学的经济地区布局战略。从“一五”前期的重点建设内地，跳到1958年“大跃进”中工业布局遍地开花，1964年以后又集中力量大搞三线建设。5、盲目推行自给自足的封闭战略，企业搞“大而全”和”小而全”，地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外在很大程度上搞闭关锁国。6、严重忽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7、根本缺乏社会发展的观念，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计划，致使就业、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积累成山。8、根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致人口增长失去控制，环境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9、在财政方面，除了总规模过大和过多向重工业倾斜等问题以外，国防战略费和对外援助费也都超过了国力。10、缺乏完整、稳定、科学的五年计划，加剧了发展的盲目性。11、法制不健全。没有制定有关编制五年计划的法律，这方面没有什么约束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党规和国法破坏殆尽，使得包括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在内的一切经济工作都会受“左”的路线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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