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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战争，不朽的著作 >姜业奎 文 1934年8月，时值热暑，而庐山却是一如以往的清凉。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在庐山各处别墅进进出出，处理着危难中的中华民国的各种机要事宜。这天，《大公报》编辑部主任王芸生登上庐山，他此行的目的是给正在庐山度假的政要们讲课，他们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军阀元老段祺瑞。主讲内容是中日关系，主讲人王芸生时年仅33岁。 “九·一八”事件后，中日之间的战争将向何处去，这不仅为普通国人，也为有识之士们所想迫切了解。当时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决定在报纸上辟一专栏，专门讲述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关系，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只有小学文化，年仅29岁的王芸生。 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每日登载一段王芸生撰述的中日关系史料，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其爱国之忱，跃然纸上。 这个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专栏，在写作上得到了相当多爱国人士的支持。当年供职故宫博物院的大文物家单士元对王芸生大开绿灯，王拿到了故宫博物院（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编印处）和北平各图书馆的珍贵档案史料。清朝的遗老遗少纷纷主动向王芸生提供资料，其中甚至包括袁世凯的一个儿子。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提供了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中俄东三省交涉的珍贵史料。 《大公报》出版部于1932年4月将已连载3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第一卷出版，1934年出到第7卷。这套书以浅近平易的语言，叙述了1871—1931年这60年间的中日外交关系（实际涉及东北亚、中俄、中美等更广泛的外交关系），被学界普遍视为“开启了中日关系研究的先河”。《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使王芸生声名鹊起，奠定了他作为日本问题专家的地位，也给危难时的国人提供了大有裨益的资料。除了蒋介石两度邀请王为他上课以外，毛泽东在延安也常常阅读此书。而此书在流传到日本以后，日本学术界迅即组织专家翻译。从1933年3月开始，由末广重雄监修、波多野乾一和长野熏合译，龙溪书店陆续出版。日译本的书名为《日中外交六十年史》。 1972年9月26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双方数次提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四人帮”被打倒后，一些人纷纷猜测到底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者田中角荣，使王芸生早于别人好几年得“解放”，王芸生却说：“是这本书‘解放’了我！” 1980年，一代名记王芸生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流着泪告诉儿女：“正是这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八卷）王芸生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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