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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颜剑 报道 8月21日上午9点多的时候，光着膀子的戴卫东给他的30多亩鱼塘撒完了饲料，接下来在鱼塘边上开始修补他的渔网。池塘的水面上不停地跳跃着水花，他今年养的乌鱼很快就可以卖出了。问及今年收益的预期，戴卫东只是嘴角微微一翘，然后说：“收益还算可以，但投入和风险都很高。” 戴卫东是萧山区益农镇东江村人。他这样的养殖规模在东江村来说还不算最大的。每年6位数以上的收入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基本特征。黝黑的皮肤，日夜的劳作，交谈的平实，泥泞的赤脚都在提醒着人们，他们还是农民，不过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像戴卫东这样的农民，在益农镇来说，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 “东伯利亚”的反思 益农是一片新生的热土。 40年前，这里还是杭州湾湾口的一片潮涨潮落的荒涂。 1956年，一场强台风使位于杭州湾口的萧绍农村遭到巨大的损失。于是两地就在老海塘上修建了一座翻水闸，取名“益农闸”。有了水闸，有了抗旱排涝的保证，1966年底，邻近三个公社的农民用土箕锄头围起了五千亩荒涂，此后又在1969年、1972年先后进行了第二期、第三期围垦，到了1976年，以闸名命名，成立益农人民公社。1992年，撤区并乡，益农乡和附近的夹灶乡合并成镇。 而之所以定名“益农镇”，是因为“益农”的名称好听，镇人大副主席刘仁扬说。 但名好不等于日子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镇在经济发达的萧山地区，曾被称之谓“东伯利亚”。 “东伯利亚”的称呼，在外人看来显得有些牵强。而对于益农人来说，这个名字却书写了他们几十年来的生活，并诠释了什么是“一穷二白”：那时,这里几乎看不到一间砖墙瓦房，清一色的是破旧的茅草棚；走进任何一家农宅，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虽说棉花是这儿的经济作物，但许多人家的棉被都是又黑又硬；远道来了客人，按当地的风俗，要烧碗糖氽蛋招待，但好客的主人却拿不出一小勺糖来。而且，由于她的地处偏僻，交通滞后，以至在改革开放若干年后，当地的干部群众还不无苦涩地自嘲这里是萧山地区的路尾巴、水尾巴、电尾巴，意思是：这儿没通公路，没通自来水，也没通有线电视。 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 2004年，益农镇实现农副业总产值27888万元，比上年增长15.6％，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0016元，比上年增长8.7％。而且，尽管该镇的经济作物、经济型的水产品养殖已成规模，但粮食生产依然没有被忽视，该镇全年粮食复种面积达51574亩，比上年增长4.4％，2005年的数字将增加到5.2万亩。在效益型农业迅速铺开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高的粮食种植比例，这在以工业见长的萧山地区来说，是不多见的。 行走在益农镇村间的水泥公路，整齐划一的绿化隔离带旁边到处可见或三层或四层的小洋楼。在稻田、蔬菜地里，成群的白鹭或觅食、或优雅地梳理着羽毛，种种景象煞是好看。而不远处又可见到连片的厂房，往来匆匆的车辆告诉大家这里现在是工业时代。 
环境优美的益农新区 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2001年前，还是萧山区欠发达乡镇的益农，为何能在2001年之后，连续三年经济增幅居萧山区第一位？ 镇党委书记董祥富一语道破天机：这片土地由穷变富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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