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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0月《小康》
  栏目:特别报道
是谁导演这场戏?

★文 /李远夫 姜业奎

  强县扩权的是是非非

  如何在现行行政体制(市管县)下解决跨行政区经济社会建设出现的问题,解决市县矛盾或大市与小市矛盾?答案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改进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机制和方式,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协商机制来调节市县矛盾,统筹城乡发展。

  道理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则并不容易。同样的政策,在河南命运多舛,在浙江却如鱼得水。

  2004年5月22日,河南省政府印发豫政(2004)32号文,即《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管理权限的意见》,这份文件中确定,扩大该省35个县(市)的管理权限。其中,巩义、项城、永城、固始、邓州等5县(市)被“赋予与省辖市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

  据河南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当时介绍,“强县扩权”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壮大县域经济总体实力、谋划中原崛起的一项重要决策。河南省省长李成玉曾为此主持召开相关会议,专项研究该议题。河南省对县市扩权改革的重视程度,为以往所罕见。

  然而,政策从实施的第一天起,商丘与其所辖的永城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之中。时至今日,永城曾经意图与商丘平权的“梦想”仍然定格在梦想上。

  原因或许很简单,因为“商丘公务员每发一元钱工资,有一半都是出自永城”,而据坊间传言,真实的比例可能比传言中的更高。所以,商丘市的官员们对永城扩权的态度自然可以理解。商丘市统计局一位官员说得好,“永城扩一点权限是可以的,但是要‘独立’则万万不行,永城不能为了自己130万人的发展,而不顾商丘780万人啊。”

  这话似乎无懈可击,只是永城130万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背上了“照顾”整个780万商丘人民的重担?

  与永城扩权之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强县扩权”的政策实施得有声有色。

  2002年8月,浙江一举打破逐级让权的传统做法,省级政府行政部门绕开市级政府行政部门直接“放权”。全省共有17个经济强县(市)同时受到扩权的惠泽。扩权的范围包括12大类、313项具体的审批权限,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当时的那份省委文件用4个字表述了扩权的总体原则:能放都放。

  目前,浙江名义上实行的是市领导县的体制,但除宁波市外,浙江一直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县财政直接归省财政管辖。同时,县里主要领导均由省里直接任命。在财权和人事权方面实际上接近于“省管县”行政体制。

  “强县扩权”有效地推动了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1991年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初次排定,浙江入围县(市)是12个,到2002年全国百强县(市)名单,浙江26个县(市)榜上有名,连续3年百强县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比较河南和浙江的“强县扩权”政策,有两点不同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浙江的改革绕过了市一级,省和县直接对上了号,而永城却只能通过和商丘谈判的方法来扩权,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二是,浙江的富庶程度远远大于河南,蛋糕大了,人人有份,市对县的控制欲望自然不会像商丘那样强烈。

  市县之争,大市与小市之争,实质是地方自身的利益之争。■

《小康》2005年第10期


 
编辑:李弋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0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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