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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对叶飞的影响不只是在事业方面。他还让自己的孩子背起了四书五经，“效果非常明显，比以前懂事多了”。 在叶飞这个提高班上，除了像他一样的企业老板外，还有一些公务员、媒体工作者等，大体都可算得上是社会精英。这部分人中，有的是早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有兴趣，有的则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中国目前仍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们似乎很容易浮躁。要想事业有更大的发展，就要调节好心态。一位在国税局就职的学员就表示，学习国学后，以前浮躁的心情平复很多。过去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人们对国学有一些偏见。但实际上不少知名企业的老总都很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营智慧。比如担任北电网络(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CEO的毛渝南。 作为一家国际性高科技公司的中国地区总裁，毛渝南在任何阶段似乎都体现出一种儒家风范。由于从小浸淫在儒家教育中，毛渝南有着深厚的国学底子。据说，在北电中国，毛渝南经常被员工尊称为“毛先生”。他的经验之谈就是保持激情和学习精神，“闻道有先后，三人行必有我师。”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无论企业家阶层出于何种目的来学习国学，这都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提升个人修养，对于规范社会秩序、追求社会和谐都大有裨益。 企业家倡议设立国学院 随着国学的日渐复兴，国学对于创造企业文化、提升管理水平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除了民间一批自觉地投身于国学学习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外，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由官方、半官方组织企业家学习国学的活动。 2005年4月，有报道称重庆市邀请市内外知名国学专家，通过多种形式向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讲授国学。据主办人说，他们力图通过对国学的传播，树立企业的责任意识，从而降低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原罪成本。 在今年5月30日举行的人大成立国学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接受有关媒体采访，谈到建院缘起的过程时说到：“虽然人大很早就在酝酿发展国学教育，但最初提出建立国学院说法的不是我们学者，而是企业家！”。 为什么商务缠身的企业家首先提议建立国学院呢？纪宝成认为，企业界特别是大型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合资企业需要中国的国学人才。曾经有企业在与海外华人联系时，为找不到一个用文言文写信的人而发愁。即便是最表面化书函也需要这种懂国学的人才。 同时，企业战略的制定、高级文书的书写等，更是需要国学功底深厚的人才。“国际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个展示国格、拓展国缘和张扬民族文化个性的渠道。随着国际化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国企业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或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企业家，其潜意识的感受和文化对撞的困惑也越来越多。因而，系统化文化信标的提示、专业学问的经营管理的支撑，就成了这些企业家现实的需要。 从企业家自身来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企业家、高级经理人成为在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不像普通老百姓想象的那么乐观：由于受中国几千年固有的传统意识影响，许多人脑子中仍然存留着“无商不奸”的概念。特别是在当前企业经营的微观层面，企业家以及他所执掌的企业正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企业家就像在正常经营信用与透支信用之间走钢丝，一旦失手，后果便不可想象。 由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复杂性，一些企业家一切工作以人为中心，把人际关系弄得很复杂，严重影响工作效率，从而使企业失去时间上的竞争优势；个别企业家为了所谓的事业，在商业竞争中不择手段，丢掉了中国人最起码的做人道德标准，从而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使自己置身于孤独无助的艰难困境之中。还有的企业家“以物为本”，每天追求的只是物质财富的积累。物质财富的豪取巧夺，往往导致因物所累，因物废人，因物费事。 没有最基本的经济道德标尺，就难以建立必要的社会综合评价企业家的他信系统。而国学知识对内心修养的熏陶则可避免其自信力和他信力同时缺失，缓解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压力，以轻松心态面对社会。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教授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传统文化有助于企业家人格魅力的养成。这种人格魅力，是一种内在美的表现。人格魅力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教养、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基于真诚，基于爱心。有人格魅力才能让人产生信任感，这比广告、公关更为重要。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许不能直接教给企业家如何投资、如何盈利的具体方法，但是能够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教给企业家如何做人。这是包括企业家在内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的。 中国渐进式改革经历了26年，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将人本身的经济属性充分激发，企业家产生了，从一个群体进而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在这个阶层拥有了社会财富较多的支配权，为人称羡之时，其中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遭致非议。在民间层面上，这种非议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情绪，甚至有中国学者引入“原罪论”来窥视企业家的财富现象，这使企业家们背上了无形的沉重道德包袱。有相当大比例的企业家把“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西方价值观”与“钱财如粪土的东方价值观”对立起来，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的标尺丧失。新富阶层能在繁忙的商务活动之外，静心居于一室研习国学本身说明，中国的企业家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穷得只剩下了钱”。 《小康》2005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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