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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孔子说了“民无信不立”的话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不乏深厚信用文化传统的国度。但闲来读读史书，偶尔逆向思考一番，忽然发觉，许多本该成为信用文化经典的案例似乎都可以被另一种价值判断所颠覆： 尾生真的是谦谦君子，还是一名不通世务、不能见机达变的迂腐之辈？ 商鞅、刘邦等人“示民以信”的行止是真正体现了政府的信用，抑或仅仅只是统治者的一种驭民之术？ 尾生是春秋时候的一名怀春少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与某女相约于桥下。越是浪漫的事越是多磨难：临时下起了大雨，涨起了大水，女子爽约不来了。尾生坚守信约，在桥下苦等。水越来越大，他抱着桥柱，不肯离去，直至淹死。 从正面说，古代中国人的信用观令人敬佩，信用的价值高于生命。但生活的逻辑同时推演出另一种价值判断，引导读者去颠覆对尾生公子的尊重：同样是等，尾生为什么不见机达变一点，跑到桥上去等，偏偏要在桥下的水中等？一个字：傻！ 于是世道就有了一种对做傻事的经验性回避。凡事皆可变通，何必死守信约，“识事务者为俊杰”，一旦到了患难时刻或危急关头，看看是否可以干脆不要了“信用”二字。 在兵道、诡道占上风的世道中，崇高与成功两者不可兼得？守信遭致惩罚，欺诈却获得奖励——如果这类现象一多，就会在人们内心又激发了另一种深刻的感悟，将之用于兵道之外更广泛的世道，演绎成为主流社会普遍的道德诉求：兵不厌诈、做人不厌诈、做事不厌诈——于是，国人的禀性中从此被抽去了骑士的自尊、自爱和自信，抽去了一个社会赖以建立并健全的基石，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历代王朝政府无不在口头上标榜信用，帝王们往往还会作出一些表率以示对国民信用的提倡和重视。但其最初的出发点就值得怀疑，“家天下”的牢笼政治不可能取信于世人，其结果终究难逃“周期律”下的轮回：草创之际示民以信，树王权之威，至天下方定，遂又因循苟且、法外滥施，导致纪纲败坏、法制崩毁。肇于信用之沦失，湮于权威之涂灭，直至皇冠坠地、又一轮王朝更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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