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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进行引导 公众对政治和改革缺乏热情、不“感冒”，或许都不用什么数据来证明，在日常生活中就可直接感受到此类普遍的心理氛围，而这将使得改革失去前行的冲动。因此有关学者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切切实实地落实包括参与国家管理在内的公民权利。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人们自然会逐渐明白自身政治利益所在，从而生发应有的政治热情。 引导公众从政心理向健康的方向发展，需要对症下药，从社会层面和体制性因素着手，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和指责。政治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当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文化和教育水平提高，以及传播媒介的普及时，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将觉醒并增强，激发个人和集团投入政治，并从政治的变化中获得直接明显的好处。具体而言： 劳动型群体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放缓对他们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冲击，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其政府是一个能保护他们利益、稳定他们生活的有权威的政府。 民营经济是在政府的宽松政策和扶植下发展起来的，而政府给民营企业家更大的政治空间也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大进步。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的话说，“过去，我们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人们对我们比较忌讳，现在把我们吸收进去，说明国家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信心更足了。” 对官员群体，改革给他们个人带来的现实冲击可能要远远大于将来可能会有的好处。不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部门、职位之间的级别意识比较淡，政府、商界、学术界等各个界别也是互通的，所以从一个位置上退下来或升迁也会很简单。 而且，在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人们也有选择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自由。 2038年，两种可能性 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朝代败亡的“周期律”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赋予公民以民主权利，是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要害，这是共和国的领袖们早已意识到了的。而随着中共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秩序基本建立，《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公民和政治权利得以落实，公众从政心理的上述种种异化的现象也会随之消解，人们还将重新拥有对政治和改革的热情。 其实，现今公众从政心态的异化，比如所谓“政治冷漠”，并非真的冷漠，而是一种有选择的冷漠。选择的依据，则是以“不冷漠”是否会带来风险为考量。如果到2038年，中国已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或许还会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冷漠”。因为到那时，中国社会根本不需要更多的政治激情，公众已对现存政治体制、政治精英高度认可。 就像如今欧美一些成熟国家一样，经济大幅增长、政治稳定，而选举投票率却连年下降。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一度不足50%，但这并不表明民众撤消了对政府的支持，事实可能正相反，是因为民众对政策决定表示基本满意和放心、无须过多的关注和投入。 此时，政府的支持者成了“沉默的大多数”。2038年的中国，或许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吧！
《小康》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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