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移民须经市场检验 从目前的情况看，三峡移民的外迁工作一直进行得有条不紊。迁入地政府不仅为移民找好了安置的地点，提供了必要的居住条件，有的甚至还为他们安排好了工作。不过，相对规模如此巨大的移民工作来说，政府执政能力遭遇的“挑战”肯定还要继续。 西方学者魏特夫曾用“治水社会”来分析中国。他认为，兴修水利﹑防水抗灾不仅是国家解决粮食问题，进而迅速完成工业化积累的重要一环；而且一次次浩大的水利运动，成了国家对民众广泛的动员和对乡土社会渗透权力的过程。移民工作，作为重大水利工程必不可少的部分，突出显示了政府的这种权力渗透。 中国传统的国家权力几千年来一直是强大的。而面对政府的权力和国家的意志，百姓个人利益的能否得到保障，成为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水利工程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属于非自愿移民，但中国水库移民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这项工作是政府行为，是“政治任务”。在中国已经向市场机制迅速转换的今天，三峡移民工作仍然带有比较强烈的传统计划安排色彩。 具体表现在：不仅移民安置要执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而且执行的全过程都是由政府主导。受淹移民损失的补偿、产业安置的实施﹑市政工程的建设……一切有关移民事宜都由政府决策、组织和监督。 但移民其实又是一种社会经济行为，它意味着区域生产力的空间转移，区域经济和社会功能的重组。移民能否搬得走、安得稳并逐渐富裕起来，不仅在于政府是否高度重视并精心组织，更在于由政府主导的移民工作能否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细节彰显政府能力 在三峡移民外迁过程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开发式移民”的口号，并且经过数年不懈地实践，已经取得一些经验。但应该看到，移民外迁涉及的关系非常复杂。移民无论迁至何处，都可能受到当地居民“另眼相看”——这在上海崇明县就是明显一例，全国11个省市外迁三峡移民的情况也可想而知。 并且，移民尽管会给迁入地带去一笔安置费，但也要分享迁入地的资源，这使得“本地人”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 江苏某些县市是重庆万州三峡移民的对口安置地区。那里虽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但也面临着地少人多的情况，能给予新移民的农业生产资料十分有限；另外，两地的产业结构和生活习惯差异悬殊，移民要完全适应新生活殊为不易。更重要的，农村地区习惯势力十分强大，移民要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相当困难。外地移民经过几代之后仍讲老家方言、仍被视为“外来者”的现象屡见不鲜。 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何雪松分析说，三峡移民面临着环境的改变、时空的改变以及心理上的改变，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需要重新开始建立。如果这一网络无法建立，外来移民就根本无法融入当地生活。 而如何帮助移民将这个网络建立起来，恐怕政府部门并没有足够的考虑。 在三峡移民之前，计划经济的思维认为移民问题是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附带问题，是单纯的经济补偿问题，是全国一盘棋中的局部性问题。而这样的既定思路让政府在操作具体事宜时难以体贴入微，细节的处理不到位或者出现“硬伤”，实属意料之中。 其实，移民不应被视为政府的负担，也不能只作为对政府组织能力的一次性检验，它本该是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体现。 何雪松说，现在外迁移民碰到问题不会去找政府，因为移民认为，政府该完成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政府应该体现这样的职能，尽可能地为移民提供方便、排忧解难。政府可以设立一个机构作为政府和移民之间的“中转站”，移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通过这一机构传达，让政府可以留意到工作中的缺失，更加关注移民生活的细节。 的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扮演私人生活的“监护者”的角色，政府不是“保姆”，不是“慈父”，移民要融入新的环境，最终有赖于自身观念的转变和能力的提升。但政府有责任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也仍然有义务对弱势群体（包括移民）给予必要的人道关怀，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小康》2004年第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