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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后一批三峡外迁移民工作结束，迁入地政府的首要工作，也从把移民接受下来、安置好，转变为让移民生活安定并富裕起来。外迁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问题，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正在长江三峡修建的水利工程耗资2000亿元人民币，其首要目的是利用峡谷地势防洪，第二是发电。三峡大坝将使长江中游防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建设难度有目共睹。而随之带来的百万移民，有报章更评价为“世界级难题”。 三峡移民工作，早在1985年已开始在重庆地区进行试点，1993年正式实行。当时国家计划将所有移民“以土为本、就地后靠”安置，但随着移民工作的逐渐推进，外迁移民的数量开始逐步增多。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三峡库区开垦历史较长，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垦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0％，“凡是能开垦的地方都被祖先开垦出来了”；其次，勉强开垦的土地，海拔高、土层薄、肥力小、灌溉难，无法满足移民致富要求。在这个情况下，依靠原有土地安置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很不现实。 在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以后，政府在移民工作中开始考虑脆弱的生态链条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而面对大量的水土流失，专家也指出，“三峡地区安置不下这么多人。”移民思路就此作出重大调整。在1999年5月召开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正式通过“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移民外迁”的政策。 经过与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11个省市协商，同意将重庆市和湖北省的12.5万三峡库区农村移民（2002年又增加了2.5万人），向这11个省市及重庆和湖北的非库区县外迁。跨省域的移民工作拉开帷幕，移民难度成倍增加。 “三峡工程建设能否顺利进行，难点在移民，关键也在移民。”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各种讲话中，把移民工作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峡移民分四期进行，贯穿整个工程始终。到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时，离开故土的移民数量将达到120万人，其中近14万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向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地区的11个省市和重庆、湖北非库区县外迁。 而随着最后一批三峡外迁移民工作结束，迁入地政府的首要工作，也从把移民接受下来、安置好，转变为让移民生活安定并富裕起来。然而这一转换过程中，仍有许多细节在政府关照的范围之外—— 三峡移民外迁到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融合问题，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外迁移民的原则 关于移民外迁，世界银行有一个原则：移民外迁后的生活不应比搬迁之前差。但中国目前的状况离该标准相差较远，在建国以来约1500万水库移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尚有1000万。用水资源专家马军的话说，移民返贫问题是“大型水电工程的硬伤”。 所以在中国，虽然对三峡水电工程带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尚有不同见解，但对库区移民的贫困问题以及连带而来的社会安定问题，各界意见一致。作为中国最大的水电工程项目，三峡外迁移民的安居乐业，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政府运作特大型工程的能力，一方面也是维持迁入地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峡移民的外迁对政府能力提出的“挑战”，在前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选点难。从移民流动的趋势看，移民一般不会往生活生产条件比原居住地差的地方迁移；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往往早就人满为患。要为众多的移民找到一个生产生活水平与原来大致相当的地方，相当不容易； 其次是外迁的花费多。外迁安置与库区安置相比，至少要增加外迁试点费、搬迁费、生活用品及生产工具配制费等等； 最后，移民故土难离的心理情结重，让农民甘心背井离乡是一件相当艰难的工作。况且，三峡移民的思乡之情还不同于其他移民，他们的家乡是一片汪洋，这种心理上的失落非常大。 事实上，移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学者魏沂曾说，通过移民这个窗口，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系列关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公平或平等问题，发展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生态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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