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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的意义 “最近一次是日本北海道大学的造访。”姚富坤说，自从江村出名之后，几十年来，不断有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参观考察。老姚在开弦弓村村委会工作。他说，来的人大部分是学校的。村里经常会有学生、老师模样的人出入。对此，村里人已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见怪不怪。 老姚对外职务为农机站站长，但却相当于村里的“公关部长”，外人拜访，都由他出面接待。在他接待的程序里，第一道程序几乎是永久不变的。首先要带客人参观设在村部的一个展览室。这里陈放着费孝通各时期访问江村的照片。门的左右挂着几块牌子，上写“吴江市江村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江村研究所”、“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学研究基地”。 房间里很干净，没有一丝灰尘，可见平时维护很好。房中间有一大玻璃陈列柜，陈列着未来15年江村的现代化规划。那是1996年为纪念费孝通访问江村60周年，吴江市特意为江村设计的。 彩色的沙盘里，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层次分明。“基本没有按照这个规划来，如果都是别墅，那要占去多少土地啊！”老姚说。 江村刚刚经历了“撤乡并镇”，与隔壁的一个“小兄弟”合并。对于合并后的江村，老姚烂熟于胸，“我们这里有25个村民小组，2940个人，780户人家，3075亩耕地。”一连串数字像豆子般倒了出来。 “主要收入来源是工业，90％靠工业，10％靠农业，农业主要是粮食，养蚕，养殖业。”他介绍情况有点像小学生背书，眼睛不眨，嘴巴不停，好像这些话早就放在嘴边，随时等候往外倒。 江村目前有10家私营企业，年产值最多的在千万元以上，最小的也有几百万元。其中一些是乡镇企业改制而来，另外的是个人投资建设的。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蚕丝厂，现在也被转制卖给私人了。 除了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江村也有很多的家庭作坊——几台机器，家人一起劳作，产品外销至国内各地。 从这个角度看，江村——这个“苏南模式”的发源地，20年后，已经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作用。 生活在“标本”中的人 在外人面前，老姚总是不遗余力地介绍这个标本村落。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个“标本”中的一员。 老姚今年51岁，从1975年至今，一直在农机站工作。近十年中，他一直为两件事费心。 第一件事是盖房子。农村里最讲究的就是“建房”，没有房子，就谈不上发展。老姚也未能幸免，1994年，花了8万元，盖了两层小洋房。 “那几乎花了我所有的积蓄。”如今，已经享受天年的老姚扳着指头说。“累死了！”是他对盖房子的最后总结。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想过盖房子。 房子了结了老姚一桩心愿，但随之而来的是他的第二个心愿，女儿嫁人。 原先在江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历史上时常发生溺婴的事。其结果男女比例失调，男性越来越多，女性越来越少，只好从别的地方“进口”女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后，男女的比例开始平衡，甚至女性的比例大于男性，进入21世纪，江村又开始“进口”男性。老姚的女婿就是“进口”的。 为女儿结婚，老姚花了9万元，比盖房子花的都多。装修房子，购置车子（摩托车），前前后后让老姚花得心疼。光请亲戚朋友，就摆了三天的酒席，众宾客也吃了三天。 眼见村里的攀比之风日盛，老姚也没什么办法，只能“随波逐流”。9万元，在村上已经是少的了。别人家结婚，动辄10万以上，婚车非凯迪拉克就是宝马，一色的高档车。老姚租了辆别克，一天就用掉了1000元。 其实在很多豪华婚礼的背后，都隐藏着极大的家庭经济危机，老姚介绍，很多新人结婚之后，就开始为还债务而忙碌，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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