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一万；矿主：一千万

　　老李的正式身份农民，不过已经在一家个体承包矿干了将近10年。在这个矿上，老李没有保险金、养老金、失业金、公积金等，酬劳只有工资，而且干一天才有一天。

　　每天，老李上下班都要花半个多小时。交通工具是那种最结实的自行车——28式的天津飞鸽，很旧，但很耐用。今天上的是晚班，当地人称“小夜班”，从下午4点到凌晨0点，一共8个小时。在午休两个小时后，老李带着一个生锈的小铝饭盒，推着自行车出门。饭盒里是今天的晚饭，白生生的面条，上面浇着带肉片的炖菜。这种有肉的幸福时光令老李满足，最近菜市场上猪肉价格涨得特别快，就跟煤炭价格似的嗖嗖往上串，他担心有一天会买不起肉。

　　在小煤矿上班，最难过的就是工资到点不发。按照规矩，每个月头应该发工资，可是矿上就是硬扣半个月的不给。老李明白，这是矿主扣的押金，防止工人干到一半撒手不做。而很多情况下，即使矿工干满合同离开，这笔钱也是拿不到的--“胳膊扭不过大腿。”

　　老李所在的这个煤矿年产号称8万吨，但实际上每年都超产，最多能达到几十万吨。按照现在市场价每吨煤180元计算，一年有上千万的交易金额，甚至可能接近1个亿。但老李每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以当天所在班组出产的煤炭吨数计算，每出产一吨煤，付给所在班组10.5元，由组长分给各个组员，一个班组一般40人。工种不同，报酬也不全相同，但采煤工、运输工、瓦斯员等各工种收入差距不大，平均都在1000元左右。

　　至于矿主的收入，用一位当地人的话说，“日进斗金”，一年的收入都在千万左右。矿主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极易到手的财富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住在家里已经很不安全。最近，该地就曾经发生过矿主保险柜被盗案、绑架案，而背后的指使者多和矿主关系很近。如今，很多矿主长期居住当地豪华的宾馆里，或到外地购置房产。

　　老李和矿主的关系，自然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老李和大部分矿工一样，都是本地农民，因而矿主不需要额外补贴，只要按劳付酬即可。即使老李受伤或者不幸死亡，矿主也可以用钱摆平一切。

　　老李所在的煤矿，有100个左右工人，整个乡镇则有10多所这样的煤矿（当地土话称小煤窑）。矿工们过着半工半农的生活，每年收入大约在10000元左右。

　　虽然受到矿主的盘剥，但老李其实已进入他们那里的高收入阶层，不过他无法和矿主平等对话，永远处于被动。而矿井所在地的村民则主动出击，和矿主争利。

　　村民和矿主亦非“共赢”

　　矿主最头疼的就是当地人。

　　煤矿所在村的村民一旦发起狠来，挡都挡不住，矿主的生意就会受影响。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矿主在承包煤矿的时候，一般会和村主任达成某种默契：煤矿提供村民一定的“福利”，村里则承诺不惹煤矿麻烦。老李所在的煤矿，就向本地村民允诺，凡是本村村民，每人每年均可以分到一定数额的煤炭。

　　但不是所有的“交易”都这么顺利，一旦某个环节出错，村民和矿主间的矛盾就会白热化。今年6月13日，晋城地区某村的村委主任在赴太原的路上被歹徒砍伤，他去太原的目的是到省高院反映有关本村煤矿官司的情况。当地公安局有关人士证实，对他下黑手的就是现在本村煤矿经营者雇用的打手。

　　因为煤炭价格飙升，小煤矿利润大增，但煤矿和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却没有改变。作为村里的代表，村主任希望通过法律来为本村争取利益，结果却遭到黑手。据当地人暗示，这一事件还有更深层的原由：村委会换届了，新村主任上台，而矿主是在前任村主任手中以低价承包小煤矿的。村民现在觉得矿主每年获益太多，高达上千万元，自己却每年仅分得几万元，这种利益分配的巨大差额，使得矿主和村民间容易发生激烈冲突。

　　其实早在4个月前，该地区另一个村上百名村民曾集体来到乡政府，要求村里被承包的煤矿给村民多分些利益。遭拒绝之后，村民赶到煤矿，砸坏煤矿民工宿舍，烧毁民工的被子，并打伤部分民工，阻止继续采煤。乡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做调解，也遭到村民围攻，乡里和派出所的汽车被推翻。次日，附近两村的村民开始联合，敲锣打鼓召集群众，先后到两村附近煤矿打砸，破坏了生产区、发电机房、配电室、绞车房、办公区、民工住房等设施，还掀翻了矿长的桑塔纳轿车。这次，他们还围堵了乡政府，要求乡政府解决给村民分红利的事。

　　最终，矿主、村民两败俱伤。煤矿被破坏，被迫停工整顿，经济损失巨大；村民则遭公安局的拘捕，有数十人被捕，数人外逃。

　　矿主需要挖煤赚钱，村民需要从挖煤中获取好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相互依附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达成某种平衡，既让村民满意，矿主又能赚到钱。现在，该地区的煤矿承包门槛越来越高。众多个体承包商竞标之时，就向村民承诺，每年每人分发一定数额的钞票。这是矿主万不得已的选择，否则即有可能面对村民或明或暗的阻挠，甚至暴力冲突。

　　仅此一项，有的矿主一年就需支出近千万元，从中也足见煤炭利润之高。

　　而相比较村民的暴力行为，当地政府显然就温和了许多，但效果却远胜之。

　　政府对矿主的依赖和关照

　　2004年的某天，晋城地区某市的城市建设正如火如荼，但当一条重要街道需要改善的时候，却遇上了资金短缺的麻烦。市长立即向辖区内的各个煤矿打招呼，希望各个矿主能预借政府5万块钱，市长先打个“白条”，到时候矿主们持“白条”到市政府换取票据。矿主都很积极地把钱借给了政府，却没有人会真的拿“白条”去市政府“换票据”。

　　矿主们当然很明白，政府掌握着矿主的“生杀大权”。区区5万块钱，对于暴富的他们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5万块钱却可以换来政府的关照和支持。

　　在许多地方，小煤矿往往都是通过“出让”某些利润给政府，以换取政府有形或无形的支持。老李所在的小煤矿就是一例：2003年前，煤矿经济效益一直很差，曾经一度靠政府贷款过日子。不过这没有关系，矿主想拿到大额的贷款并非难事。

　　况且，政府也需要依靠煤矿支撑本地经济，创造业绩。所以，政府会、往往也会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矿主面前，自然大受矿主的欢迎。在小煤矿系统里，或隐或现都会有政府官员的影子出现。他们或直接参股，或通过亲戚朋友参股，参与煤矿分红，矿主也乐意合作。一位矿主明言：“只有上面有关系，尤其是和政府的大头头有关系，才能开矿，才能挣钱。有钱大家赚，太独太贪是办不成事的。”而有了官方支持，一切手续水到渠成，只要煤矿基本符合生产要求，“四证”就可以按时批复。

　　多年经营煤矿的生涯，使矿主们明白，只有后台强硬，才能在煤炭这种垄断性的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他们甚至会通过关系安插自己的亲戚到政府部门，这种渗透使得政府在其后和矿主的博弈中明显处于被动，棋输一着。而更多时候，当地政府损失的是国家税收。

　　据有关人士介绍，最早该地区实行定额税收，每年政府只向各小煤矿征固定的税收。可各个小煤矿都开足马力生产，一年的交易额能达上亿元，定额税和矿主所获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形同虚设。现在，该地区已开始实行税票管理，出省的煤炭全部要到煤运公司挂号，但管理上的漏洞还是不少。

　　政府的管理和监督相对于实际情形总会慢一步，比如对小煤矿的管理、对煤炭资源的管理，这也给一些矿主和官员私下营私舞弊一个机会。

　　“生态链”寻求化解

　　毫无疑问，矿工、村民、矿主和地方政府等利益各方处于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

　　矿工是这个“生态链”的最基础一环，他们担负着最危险的采煤任务，但是收入很低；矿井所在地的村民则是黑金的“守望者”，他们并不期望能从中谋得最大利益，但必须分到羹。他们不下矿井，不会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但需要承担开采煤矿带来的环境后果，比如地面下沉，环境污染等，所以有理由要求矿主提供“补偿”；矿主是获益最丰的人，在交纳工商、安全、资源、税收等费用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据当地一位知情人分析说，“一些费用都是固定，而且不高，现在唯一浮动的就是税收，可是很多煤矿偷税漏税很严重。”当然，矿主的收益中还要交给某些官员一部分“黑钱”，因人而异，数额不等；政府应该是“生态链”的最上一环。政府具有公共权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矿主的行为，但这一切也需要工作人员的执行能力。“我们也很提心吊胆，现在责任都落实到行政一把手头上，具体责任又落实到具体负责人头上，我们是力求规范。一旦出现问题，都要辞职。”晋城当地一位公务员说。

　　近来的“官员问责制”虽不是解决“小煤矿”诸多问题的根本办法，但对于基层政府和官员来说，的确已起到了相当的警示作用。

　　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链”，事实上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利益平衡，呈现胶着状态。仅仅在某一环节上着力，似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需要综合治理。

《小康》2004年第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