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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美国靠军事战略 美国是否介入台海军事冲突取决于中国对台湾进行军事打击的策略。如我们用武力遏制“台独”的策略是合理的，美国面临的问题将不是是否介入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介入的问题。如果台海发生的冲突就像过去南北朝鲜你打下我一架飞机，我打掉你一艘船，打死几名士兵，或炸了你的营地，在这种军事冲突下，美国面临如何介入的问题。 军事冲突都是偶然事件，不是大规模军事占领，两岸之间没有战争只有偶发军事冲突，美国的军事介入就变得没有效力，因为美国的军事介入实现不了任何政治目标。失去政治目标的军事介入将使美国的军事介入不起实质性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避免台湾和平独立导致国家解体或是导致大规模战争。“台独”对我国的危害有3种结果：没有军事冲突但国家解体，短期全面战争但保持国家生存，长期军事冲突则台湾无法独立。第三种结果要好于前两种。如果从维护国家生存，避免给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灾难，最好的办法就是应该尽早采取军事遏制“台独”的方法。一句话，军事遏制“台独”的方法使用得越晚，其遏制效率越低，所要求的军事行动规模就越大；而使用得越早，效率越高，所需要的军事手段的烈度程度越低。每往后推一年，所需要的军事手段就必须更猛烈。 台湾当局“独心”已定 台湾当局当然希望军事冲突越晚发生越好。第一，台湾希望和平独立，就是大陆对台湾法理独立只抗议而不采取军事打击。如果2008年之前没有军事冲突，台湾就按时间表和平独立。第二，如果大陆在台湾法理独立后进行登岛作战，美国就可以介入，通过战争保护台湾的法理独立。台湾的策略就是，先争取和平独立，不行的话独立之后再进行战争。 台湾最害怕的就是，没有法理独立之前就发生军事冲突，因为军事冲突的发生将使“台独”和平独立的计划无法实施。 最近美国发表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中的一些话，我认为不是说给中国大陆听的，而是说给台湾听的。该报告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2005～2006年台海将发生军事冲突。这显然是在提醒台湾，是要求台湾与美国协商共同制定和平独立的时间表。现在陈水扁与美国之间的最大分歧是，陈不愿意与美国协商和平独立的时间表。他已决定了要在2008年法理独立，最晚推迟在2008年8月奥运会举办，坚持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向后推迟了。而美国对2008年台湾和平独立还没有把握，所以要求协商，并警告陈水扁，若坚持他的时间表，2005～2006年就会引发战争。美国用战争来来威胁陈水扁。 二是报告暗示台湾应以炸大陆三峡大坝的方法来遏制大陆。这显然是，美国要求台湾为其独立承担一部分军事责任。其含义是，台湾要执行自己的独立时间表，台湾就得承担一部分军事责任，由台湾自己去炸大陆三峡大坝，因为即使美国军事介入，美国也不能炸中国的三峡大坝。美国为何暗示台湾这样做，主要是美国不知如何应对中国只打击台湾不占领台湾的军事战略。以往，美国认为中国军队7天占领台湾，美军在第10天到达台海地区，经过30天的战争把中国军队从台湾撵走。军事行动一结束，中美双方进行政治谈判，台湾问题即可解决。陈水扁当选后，有舆论报道说，中国不想军事占领台湾，对台是只打击不占领。面对舆论报道的这种军事战略，美军一时失却了军事战略的政治目的。如果中国只炸不登岛，美军事介入就出现政治困难。 坚持“一国两制”与“持久战”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在台海问题上没有准备好，所以不能使用武力遏制“台独”。如果准备好的标准是以美国装备的水平来衡量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永远准备不好，因为美国的武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问题是，我们的武器水平比美国的先进，台海战争就一定能打赢吗？ 所有战争结果都是武器装备和军事战略的结合。军事战略是人的力量。人类历史几千年来，不管是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还是核武器时代，都存在弱胜强的历史，都有武器落后一方赢的战例。为什么？就是因为武器与战略的结合是一种艺术。结合得不好，就失败，结合得好就胜利。军事战略对战争胜负是非常重要的。落后武器结合合理的战略，弱者照样能打赢，先进的武器用于错误的战略，也会输。在台湾问题上，我军装备不如美国，这就突显了军事战略的重要性。我军拥有与美国相同的武器，如果战略错了也照样赢不了这场战争。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两条，第一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就是，我们不去治理台湾，但主权在中央政府。一句话，我军只打击不上岛，打击“台独”之后还是让台湾民选自己的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就可以使美台无法实现台湾的和平独立，使“台独”在经济衰败的压力下放弃独立。 第二坚持毛泽东的持久战。我军与美军相比是弱势力，美军是强势力。弱打强是靠持久战赢得最后胜利，强打弱则是速决战。也就是说中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中国可以在“台独”问题上打50年。只要我们能坚持50年，美国是坚持不了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1927年打到1949年，22年之久，而美军在越南战争只打了10年就坚持不下去了。 （摘自《环球》记者对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的访谈）
《小康》200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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