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围垦说起

　　没有围垦就没有萧山的今天，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办公室主任汪仁涵指着办公室窗外的一大片土地，用手臂在空中挥了个半圆，说：“我小时候，这里还是钱塘江。”

　　从汪仁涵的办公室可以向南远眺104国道，道路从萧山区中间横穿而过。路的北面，解放初还是钱塘江，南面是萧山的老城区；而现在，这条路的北面是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往北，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再往北，是江东工业园区。这些地方历史上都经历过钱塘江潮水的冲刷。

　　汪仁涵说，历朝历代，萧山围江造田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从没有大规模进行围垦。大规模改造发生在解放以后，1966年的时候。

　　自五十年代开始，浙江省有计划地围垦海涂，至1996年底总共拓疆232万亩，约占全国围垦面积的五分之一。 而萧山围垦面积在整个浙江占五分之一强，达到52.62万亩。这个面积是萧山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占整个萧山可耕种土地的40％。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把萧山的围垦工程誉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

　　用萧山人自己的话说：“萧山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围垦史，没有围垦就没有今天的萧山。”

　　80年代的报纸这么描写当时围垦的场面：“5.2万亩围垦有15万大军参战，分4路行进，由于路窄、桥小，影响前进速度，3300多艘农船，1200多辆汽车、手扶拖拉机和9万多辆自行车及部分长途跋涉的围垦战士于11月23日同时到达工地，同时开工。”

　　建国以来前后30次大规模围垦，让萧山失去52条性命，换来的是生存空间，在人与自然的搏斗中萧山人胜了一个回合。

　　围垦土地让萧山人有一种天然的自信，1995年之前，当萧山和余杭共同争取杭州国际机场项目时，萧山人愿意让出50000亩土地，而分文不收。他们觉得失去的土地可以再围出来，而机场项目可以让每一位来到杭州的旅客得到的第一印象却是——萧山。

　　沙地与山区的融合

　　如果说围垦带来直接好处是土地增加，那么让萧山各地的人进行融合，让农民在大型工程中培养分工合作的精神，是围垦带来的更加深层次的影响。

　　萧山区文联主席陈涛说，萧山人在历史上一直分成两个群体，沙地人和山区人。沙地人主要是在钱塘江的滩涂上从事耕作的农民，他们主要分布在萧山北面；山区人则主要居住在萧山南部的丘陵地带。

　　沙地人由于挨着钱塘江，历史上饱受坍江之苦。陈涛说：“一夜之间江岸的变化可能达到几里路，昨天还高枕无忧，今天就可能住在江边了。”钱塘江按照几里的幅度改变着江道，同时也改变着沙地人的生活习惯。

　　沙地人住惯了茅草房，这是随时可以迁徙的房子，扔掉也不可惜；沙地人培养出强烈的物物交换意识，任何产品都想换成钱来收藏；沙地人与人处事非常和善，即便吵架也绝不过夜，因为一根火柴就能让几间茅草屋灰飞烟灭；沙地人也培养了勤勉的习惯，凌晨2点钟开始刨出沙土里的萝卜，担到杭州、绍兴去卖。

　　而山区人呢？他们有祖辈留下的祠堂，接受很好的教育，有世世代代居住的房子。“山区人性格比较豪放，做事当机立断，”陈涛说，“不过，他们总觉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商品意识不强，流动性更差。”

　　60年代，人民公社进行的大规模围垦工程让两种人走到了一起，沙地人的精明加上山区人的果断，沙地人的勤勉加上山区人的远见。两种人融合在一起，取长补短，确立了萧山人“喜奔竞、善商贾、勤农耕”的形象。

　　早在70年代，萧山人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扛着扁担走家串户，用鸡毛换糖完成最原始的积累，并且为当地后来的羽绒行业发展打下基础。

　　萧山没有更多的资源禀赋，但是萧山人吃苦耐劳的性格，强烈的商品意识，诚信的合作精神，在市场一旦给予机会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应对。

　　鸡毛换糖的网络一直没有消逝，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变成乡镇企业供销员的网络，变成专业市场的网络，变成发达县域经济向外辐射的网络。

　　民营经济的乐土

　　浙江人的性格成就了浙江人的经济，浙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逼出了浙江人的经济，这点在萧山更加显露无遗。

　　浙江经济素有“老百姓”经济之称，民营经济的活力一直是浙江让人称道的地方，而萧山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超15％，如此强劲的势头，究其原因还是民营企业在背后的强烈支撑。

　　萧山经济的发端同苏南模式颇为相似。类似万向集团这样的乡镇企业是早期苏南、浙北地区利用改革开发初期地方政府在经营决策方面的优势，发挥能人的作用，取得了发展先机。

　　萧山区常务副区长谭勤奋介绍说：“80年代，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契机下把握机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目前为止，萧山已有一万多家乡镇企业。”

　　现在，萧山全区拥有企业10066家，99％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其中企业集团30个。2003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308.43亿元，利税总额109.40亿元，工业利润61.14亿元。民营镇乡工业总产值占全区总量的83％。全区工业企业中，产值超亿元的企业121家，销售收入超亿元的118家，利税超千万元的102家。

　　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它的前身是几个人的铁匠铺，60年代末期，鲁借资4000块创办了这家乡镇企业，从铁犁到汽车万向节什么赚钱做什么。80年代末，企业小有规模，鲁忍痛向乡镇政府支付750万元购买了该企业，从此乡镇企业产权变的明晰，解脱了束缚。事隔15年，万向集团产值超100亿元，成为浙江省内最大的民营企业。

　　自大陆有富豪排行榜以来，鲁冠球就一直位列其中，在最近的一次排名中更是坐上第四把交椅。排行榜上，在他周围都是一些新晋企业家，唯独鲁的企业30年长盛不衰。谭勤奋在介绍鲁冠球时说，现在鲁每天还要专门抽出时间来看书学习，鲁对他说，不读书不行。

　　鲁冠球对自己的危机意识在萧山人心目当中是一种普遍感觉。这份感觉在官员中间也特别强烈。

　　一位政府官员这样告诉记者，因为萧山历年来在省内县域经济排名中都名列第一。官员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部门在本系统的排名中也获得第一，“拿不到第一，就是拖了整个萧山的后腿。”

　　“奔竞不息、永立潮头”，这是对萧山人精神的最好写照，而这份精神是萧山民企成长最重要的土壤。

　　没有模式的模式

　　提起浙江经济，别人耳熟能详的是所谓“温州模式”，地处杭家湖地区的萧山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其实采用的是苏南模式。

　　专家们把苏南模式归纳成下面几个阶段：

　　1978—1984年，全面发展阶段，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在基层政府推动下，经济呈现出粗放式的快速增长。

　　1984—1988年，快速扩张时期，乡镇企业受到政策鼓励，抓住机遇，经营管理机制灵活，却难以规范。

　　1989－1991年底，乡镇企业普遍进入徘徊和受压抑的困难阶段，治理整顿，关停并转，政策收缩，。

　　1992—1995年底，乡镇企业受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带动，大企业呈现出集团化趋势。

　　历史上，萧山不是照搬上述模式，而是取苏南和温台之长，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展样式。按照当地官员的话说，“萧山模式就是没有模式”。

　　当初，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办乡镇企业、办专业市场、建小城镇、发展个私经济、搞第三产业，继而进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个过程，市场经济的力量逐渐凸现，模式化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什么能够赚钱，什么就是经济发展的热点，就是大家追逐的方向。

　　萧山县域经济的繁荣，主要靠的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制度创新，而不是沿用哪种模式。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浙江经济从封闭的自我积累方式向开放型经济转变，萧山很快意识到自己在招商引资方面已经落后于人。

　　于是不拘一格地与外资合作成了萧山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模式”，萧山人的高素质，萧山政府的廉洁高效，以及当地的民营企业的远见卓识，都让这个过程转变得非常迅速。

　　萧山人把萧山精神在各个时代不同的表现做了一个归纳。

　　在解放前，它表现为历史变革精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表现为战天斗地的围垦精神；在20世纪八十年代，它表现为“历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在20世纪九十年代，它表现为“抢上头班车、抢抓潮头鱼、抢开逆风船、抢进快车道”的“四抢”精神；在21世纪的“钱塘江时代”到来的时候，它表现为“敢与强的比、敢同勇的争、敢向高的攀、敢跟快的赛”的“四敢”精神。

　　虽然，上面的这些“精神”太过书面化，但是想想数十万人，为了土地围江造地的宏伟场面，就能明白这群人的力量所在。

《小康》2004年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