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永嘉，这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宋明时期，儒家另类派别、重商的“永嘉学派”的大本营； 改革开放之后，又处于中国最具民间资本活力的温州地区； 但更引人瞩目的，是其在土地上的故事—— 1956年，中国的包产到户第一县，在实验地燎原社，无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农民，都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2004年，昔日燎原社的土地上，土地情结发生了“裂变”。 农业时代：为土地“倒行逆施” 今年81岁的戴洁天看上去并不老，对于自己健康的体魄和乐观的心态，戴说这得益于22年的“右派、反革命分子”生涯，22年的苦难造就了他。 戴洁天生命中最光辉灿烂的日子是在1956年，那一年，戴是浙江省永嘉县党委派驻该县雄溪乡燎原社的工作组组长，并主持了这个社的包产到户试验——这是国内最早“有组织、有领导”的包产到户，而1956年的时候，中国到处都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合作化浪潮，集体化是这个浪潮最明显的特征。 因此，戴洁天包括永嘉县委的尝试，对当时的合作社来说，并非仅仅是另类了，“当时批我为土地而‘倒行逆施’。”戴说。 1958年，戴和他的同僚以及响应者们为此付出代价，亦可以说，他们受到“清算”： 永嘉的尝试蓦然而止，戴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被判刑三年；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划为“中右”并降级处理，县委副书记李云河（1957年前为宣传部长）被打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因为包产引发散社风波，8位社员获罪，其中两位被处20年徒刑，一位徐姓社民几年后即死于狱中。 这些基层官员的命运悲剧程度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毫无权势的农民，但也是需要难以言传的勇气去承担的——而他们的勇气自何而来？ “增产一千四，个人分不到一斤四。”戴洁天引用了当时的一句谚语，用以回答记者的疑问：“我们长期在农村工作，知道农民的心理意愿。干活的时候，场面大，做事的人少；评工分的时候，大家的积极性就起来了。我们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行。当时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去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在种种方法实行之后，包产到户的办法也就水到渠成了。对政治风险当时的确考虑过，但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 1856年前后，永嘉农民对土地的情结就是如此：在官方大力推动下的“消灭饥饿、解决温饱”工作，在农村实质上就是农民被组织起来与官方合作运营土地——其效率，也就是戴洁天及同僚意识到的问题。 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工作从1956年6月开始，到1957年4月春粮收益分配前结束，历时十个月。“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亲自冠其名为“包产到户”。 农民认可这场实验，效率也有保证：到1957年2月，永嘉有255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占全县高级社总数的39%，所含农户数占全县的42%；在永嘉所在的温州地区，则有1000多个高级社17.8万多农户模仿永嘉实验。 永嘉农民对土地的情结如此深厚，即使在不能包产的年代，也不会忘记“包”的好处。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永嘉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山区农民更是大行其道。文革期间，永嘉的工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农业却获得了丰收。 在当时的永嘉，具有戴洁天那样的勇气的基层官员也许不多，但内心底同情“包产”的官员数目不少。其结果就是：上面派人来调查纠正，下面就“明纠”；调查组一走，又恢复“暗包”——这样“怪异”的官场作风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代，彼时温州地区的官员们遇到的困惑是：如何在“体制之结”中扶持民营经济，考虑的不仅仅是保住乌纱帽的问题。 而戴洁天，为燎原社、为土地包产到户，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跟老伴就是在燎原社认识的，跟当地乡民借了间房子就结婚了。1956年12月30日，妻子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戴洁天呆在燎原社，没有回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