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氏三步曲
如果说，第一次掌声是因为戴相龙带来的希望的话，那么，第二次掌声则是因为他的“戴氏三步曲”。
2003年1月2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戴相龙以全票通过，当选天津市正式市长。
在上任前就妥善安排了资金来源的戴相龙，在接下来做的就是寻找资金的突破口了——他走的是三步曲：招商、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和组建北方海港制造业中心。
天津开发区、滨海新区是天津最具发展潜力的开发区，这获得了戴相龙的充分关注。他在上述地区调研的时候，留下了三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要走出国门，进行具有国际水平的招商活动。”接下来是：“开发区必须要有大范围、综合、开放、市场化的资本运作。”还有一句是：“开发区拓展土地的问题我来负责解决。”不离其出身金融业的职业习惯。
这是戴相龙运做天津计划中的一部分。在他的设想中，他将自己熟悉的金融知识运用到“天津复兴”中来。在此前提下，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浮出水面：天津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争取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筹建滨海发展银行，组建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
“北方重要金融中心”，一时间成了天津以及媒体的热点。
早在2003年春节的媒体吹风会上，戴相龙就暗示要成立金融办公室，把天津的金融发展壮大，戴并约见了以经叔平为首的民营经济投资考察团，团中包括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张宏伟、卢志强、唐万里，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等。
为了这个目标，他首先要在天津设立一家银行总部。早在戴相龙供职央行行长期间，滨海发展银行就一直在热烈讨论之中，终于在2004年2月，在滨海发展银行的设想上批准成立了渤海银行，总部设在天津。这是目前国内获得批准的第二家民营银行，为环渤海地区的主要城市和港口服务。
2004年3月，在戴的张罗下，与德国合资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在天津成立。
而另外一家正在筹建中的民间商业银行也有望落户天津，那就是由中、日、韩三国参股的东北亚商业银行。如果这家银行成功着陆，将为戴相龙的“北方重要金融中心”锦上添花。
戴相龙金融战略环节包括的不仅仅是银行，他的目光还锁向了北方产权交易中心。2003年10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被戴相龙邀请到天津考察，原本打算只看30分钟的李荣融，结果“考察”了两个小时。
延长的时间让李荣融更清楚地了解天津和戴相龙的雄心，戴的努力也有了回报：2003年12月，天津市政府与国资委联合召开“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产权市场发展”高级研讨会，李荣融再访天津。戴相龙则在会上借势提出“天津市要积极争取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和支持”。
产权交易市场包括国有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和其他产权交易市场，对天津这个老工业基地、国企众多的城市来说，戴相龙希冀能拿下前者的交易中心地位。更重要的是，北方所有城市的国企产权交易，都必须在北方产权交易中心挂号——如果天津能将此囊括入怀，不仅是获利的问题，天津在北方经济版图的地位也势将凸显。
王歧山领导下的北京市，也在争夺北方产权交易中心这个名号，而且优势明显，可在2004年初公布的首批成为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市场的产权交易中心名单上，志在必得的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却榜上无名，反而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高高在上。王歧山亦是金融业出身，与戴相龙可算是老同行了。
对于戴相龙在此项事务运作中，有很多故事。有一条传言则称，当时，中国产权交易供求信息中心委托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主办了一份内部刊物《产权导刊》，戴相龙看到后，大为赞赏，并主动提出给他们申请刊号，支持办刊。
不过，戴相龙并不是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金融这根弦上，因为他知道，跟北京争夺金融中心是需要资金流的，需要第二、三产业的极度繁荣，而天津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也许，作为金融家的戴相龙深知的是，金融资本的繁荣必须依赖产业的活跃。于是，戴氏三步曲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跃然纸上：选择产业，开始进攻！
天津是一个老港口城市，发展海港制造业，为北方服务，这才是戴相龙的真正思路。
戴表示，自2003年起，每年都将由市政府组织一次港口工作会议，他还把一个“天津市港口贸易经济区发展战略”交给南开大学等学术性单位进行研究，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等专家召开“天津市港口贸易经济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制定开发海河下游和港口计划等。
房地产业也开始在天津展示繁荣的迹象。天津一家知名房地产集团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前些年，房地产公司纷纷逃离天津，现在，是可以回来的时候了。”
对戴相龙的努力，天津并没有吝啬她的掌声。
掌声、鲜花，还是质疑？
从技术官员转型行政官员，戴相龙在适应着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戴相龙成了一个极其低调的人——对于他的低调，天津人都知道。
但无论再怎么低调，戴无法避开因他的努力而带来的天津变革，以及因此而来的掌声、鲜花，亦或是质疑。
天津人始终是充满北方汉子的信心和憨厚的，在无私地奉以掌声的同时，还在默默地承担变革的阵痛。
郭师傅，50岁上下，一位普通的下岗工人，是多年前的下乡知青。十年前郭在天津有了自己的房子，可是去年的拆迁让他不足20平米的房子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政府发放了3万元的补助。就在房子被拆的同时，天津的房价也在一夜之间水涨船高，买房子的希望一下就破灭了。
郭师傅现在租房子住，房租每月200元，而夫妻俩每月总收入为800元。他忧郁地告诉记者：“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我不知道。可是我想5年后天津会变得更好，也希望我们能住上自己的房子。”类似郭师傅境遇的在天津不在少数。
戴相龙的心情也是冰火两重天，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心里很难受，天津是个老工业基地，但是却有这么多的下岗工人。”
不过，戴相龙务实的态度和作风还是赢得了大部分天津市民的心。当地一位学者说，自从戴相龙来了以后，天津的经济运转速度明显加快。原先很多搁浅的项目重新上马，资金流量加大。
但戴氏三步曲是否能将天津的困惑一扫而尽？戴氏复兴计划能否从根本上终结不景气状态？7000亿元规划是否能有始有终？更关键的是，政府精心安排的产业布阵是否又将轮回一次计划主导的威力？
这一切，显然不是戴相龙现在所能回答的。
《小康》2004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