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7年 徐匡迪的知识面宽广，这是熟悉的他的人都赞同的，尤其他的英文，更是让很多人羡慕不已。英语的突出也为他带来了机遇。 1990年，他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参加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出访欧洲六国。这次出访，成为他进入政坛的伏笔。 在访问过程中，徐匡迪处处表现出一位专家领导的杰出才华。他英语极好，甚至比随团的翻译更精通一些专业术语。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不仅能从具体的微观科技入手，而且可以宏观地把握整体国民经济的规划及目标，使外方十分佩服，也使当时的代表团团长朱镕基大力赞赏。 1995年，徐匡迪出任上海市市长。从一个学者到一市之长，思维的转变，观念的更新，对一个学者要求很高，他也需要学习很多，就如同他自己说的；“以前我是搞冶金的特殊钢， 用于航天、潜水艇等，一旦材料出现问题，就要先研究它的微观组织，所以科学家的思维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而政府部门的管理是从微观到宏观，比如说夏天下大雨，道路积水，水积得很深，一直淹到居民的家里，那研究的问题就不是这个地方的排水管，而是整个城市的管网系统。” 但即使他努力去学习，也仍然遇到了每个当政者都有可能遇到的麻烦。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上海也被牵连进去，新开发的楼盘，空在那里没人买。新建的工厂，只能造一半，缺乏后续资金…… 面对压力，徐匡迪夜不能眠，政府千方百计的引进外资，结果却无法保全人家的投资，当时他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终于稳住了局势。 从1995年到2001年，上海经济继续增长。在徐匡迪担任市长的7年间，他公私分明。据一位熟悉他的人讲，他提拔干部从不任人唯亲，谁有能力就提谁，对自己的家人更是要求严明，不准有事来找他，还定了条“六亲不认”的家规。 2001年，他解甲归田，从上海市长的位置退下来，继续去做自己的学问。如同他经常说的：“学者可以不当领导，但还可以做学问”。 徐匡迪的学者情结 从进入上海工学院的那天起，他就和上工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担任市长期间，也没有忘记上工大的实验室。卸职后，人虽然在北京，可仍是上海大学重点实验室的带头人。图书馆旁的日新楼，还有一间属于他的办公室，看管办公室的是丁伟中教授。 丁伟中是徐匡迪的学生，早年留学海外，海外良好的条件曾一度让他犹豫不决，当时徐匡迪就写信给他，在信中讲了很多道理，要他一定回来，这封信现在他还保留着。最后，他回来了。那个时候，徐匡迪已经担任上海的市长。 丁伟中回国后，就一直在上海大学做教授，但是和海外的同行仍然保持联系，后来，他曾经留学认识的朋友在上海开公司，邀请他去，但被他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我想去了后就对不起徐老师。” 徐匡迪不仅潜移默化影响他的学生，他自己也放不下心中的学术，坚持研究。在他看来，做学问就是休息，听报告就是放松，学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至今让丁伟中记忆深刻的是，1996年，徐匡迪的一位学生要毕业，论文刚修改好，拿去给他看，当时徐匡迪腰椎不太好，在医院病床做牵引，腿被它拉到空中，人是躺在床上的，当时他就把改好的论文放到病床边上，边看边和学生讨论。 2002年后，徐匡迪去了北京，离上海远了，但是交流的机会更多了，现在丁伟中经常去北京，往往是晚上6点的火车，第二天早晨8点到，然后讨论一下午，只用一天时间。不过这些需要提前预约。 徐匡迪每年也总是会回来几次，到学校去看看，和学校的老师交流问题，因为这里有他的实验室，他的情结，他曾经表示，退休后回来继续做学问。 就在这里，为他留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副藏头对联：“匡扶兮广宇，迪启乎后昆。” 《小康》2004年第0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