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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们已经预感到危机，并且也觉察到它已经来临，但可怕的是，我们可能仍会毫无作为，任由其发展。这是群体决策失误中最为普遍和惊人的。有些对危机无所作为的态度应当归因于所谓的“理性行为”。大量的逐利行动对个体有益却对整体有害，作恶者（让我们姑且这么称呼）采取这种个体理性的行动常常会取得成功，因为他们人数虽少却相当集中，而且被巨额、直接、确定的利益所吸引。 环保法没有实施之前，有些矿业公司总是将铜、砷等有毒废料倒入附近的河流湖泊中。当美国一些州通过法案禁止这种行为，狡猾的矿业公司在提炼矿藏后就宣布破产了。几十亿美元的治污费用全部摊在了州和联邦财政头上。矿业公司“理性”地攫取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负担转嫁给社会。这就是得利的一小撮和受损的大多数之间的博弈困境。 当事人若不具有长期利益也会理智地置潜在危机于不顾。全球几家大型国际伐木公司经营着砍伐热带雨林的业务。他们租借雨林所在国的土地，一旦付出租金就竭泽而渔地砍光伐净当地的林业资源，然后转战他国。这样，马来半岛上的大部分原始森林率先遭到厄运，接着是婆罗州、所罗门群岛和苏门答腊，现在遭殃的是菲律宾，很快就会轮到新几内亚、亚马逊河和刚果盆地了。反正伐木公司造成的环境恶果将由我们的子孙后代承担，他们现在还不能投票或是示威游行吧？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谜一直是政治学上的难题。作为决策者的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的利益分歧也会导致决策者在危机面前无所作为。并不像它们宣传的那样，精英们总是倾向于做些对自己集团有利却伤害百姓的事情，前提是他们自己可以不承担决策失误的代价。如今美国的富人们住在看守森严的豪宅社区，喝着卫生的罐装纯净水，那些贫民窟地区发生的暴力犯罪与水源污染都和他们绝缘了。很难想象这些有钱人会为隔绝在外的穷人们操心。 一个有趣的反例发生在荷兰。当精英利益和公众利益捆在一根绳上，决策者们会制订出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措施。现代民主国家中，荷兰国民参与环保组织的比率最高，有荷兰学者认为这该归功于有名的围海大堤。荷兰人通过围海造田的办法将原先潮湿的低地排干，使该国有一大片居民区位于海平面22英尺以下。一旦大堤崩溃，堤内的百姓就会面临洪水滔天的危险。当局所以肯花费几十亿美元建造和加固堤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荷兰的富人和穷人都住在低地内，而不是富人住高地穷人住低地。该国的决策者明白自己和国民风雨同舟，不可能免于堤坝破坏的灭顶之灾。 对危机的无所作为不仅缘于利益分歧的理性行为，某些非理性行为也害人不浅，而且所有社会成员都不能幸免。很多文明被过时的传统价值观念所左右，那些深深植根于人们脑海中的信条让我们困守在恶劣的状态下走向死亡。你也许在电视上见过复活节岛上那些硕大的石雕像，就是这些石像决定了岛上波利尼西亚部落的灭亡。复活节岛早先被原始森林覆盖，高大的棕榈树遍布全岛。波利尼西亚土著人移居此地后大量砍伐棕榈树，这些树是制造独木舟和木柴的原料，它们也被用来运输和树立石像。石像是部落宗教的重要图腾，是全岛人的精神寄托。可以说，棕榈树伐木业是复活节岛经济的支柱产业。可是终于有一天这些棕榈树都给砍光了，这意味着再也没有木材可以用来建造船只、树立雕像、保持水土。于是这个岛屿社会崩溃了。在随之而来的同类相食中九成的居民惨遭屠杀。 即使同样一个个体，短期和长期动机的差异也会使他对未来的危机无动于衷。全球数十亿人目前处于绝望的贫困中，他们顾不上考虑明天的生存资源来源。赤道地区的一些渔民用炸药和氰化物杀死和捕捉鱼群，他们明确知道这样做对未来渔业的灾难性后果，但眼下孩子们的衣食还靠这解决呢！政府也常常屈就于解决迫在眉睫的事务，无力顾及长远战略。 觉察危机后仍无所作为的最后一项因素被称为“心理否认”（psychological
denial）。这是一个心理学中的术语，现在已经进入了流行话语。考虑一下你的亲人和朋友的可能到来的死亡，“噢，别提它了”，因为这常常会给你带来恐惧、焦虑、不安的心情。尽管某种预感提醒人们未来可能遇到的严重危机，但这可能在潜意识里带给人剧烈的精神痛苦，因此我们的内心会抑制或者否认这种预感。心理学家为此做过一个饶有趣味的调查。他们访问了一个大坝下游地区的居民，这些人都面临着大坝决口冲毁家园的危险。按常理，离大坝越远的人对此担心越少，反之越近就越多。令心理学家惊奇的是，紧靠大坝居住的那些居民反而最不担心大坝决口。这就是心理否认效应，直接面对危险的人只有凭籍这种心理状态才能免除恐惧造成的精神威胁，保持神智清醒。 心理否认也适用于群体。二战期间，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愈演愈烈，许多犹太人却否认正在遭遇的民族重创，因为承认这一点意味着不堪忍受的恐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民族在面对明显的灾难迹象时还无动于衷。 最后，我们终于开始行动了，试图解决问题但却没有成功。这个环节的决策失误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解释。有时候是因为现实太复杂了，任务太艰巨了，非人力所能及也。比如，清除某些莠草一直是农业耕作中的技术难题，这些草根深达20英尺，专门的除草剂又所费不赀。 有时候是因为人们努力太少，行动太迟。由于没有天敌，野狐在澳洲大陆猖獗了一个世纪，但它们从未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出现过，因为狐狸不可能泅水渡过宽阔的海峡。不幸的是，两三年前一帮家伙非法携带32只狐狸入境，这些狐狸对岛上的羊羔和鸡仔构成了直接威胁。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环保主义者在2002年3月请求政府赶快将狐狸赶尽杀绝，否则等到六月狐狸的繁殖期来临麻烦就大了。一旦狐狸产仔并且分散开，128只可比32只难抓多了。不幸的是塔斯马尼亚政府讨论来讨论去，直到6月才拨款100万美元剿杀狐狸，但为时已晚。政府官员的决策滞后使他们面对一个耗资更大的“搜狐”行动。 听完上面这些故事不免让我们对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似乎决策失误是人类命中注定的悲剧。但是，了解人类的决策失误并不是要打击我们的自信，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别人是如何犯错的，同时也就为正确的行动提供了指南。
《小康》200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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