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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3月《小康》
  栏目:社会
“废水”之流:泛滥的行政成本

★文 /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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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发放等额工资,政府公务人员消耗的行政费用是4.2美元,而私营部门只要1美元,公私部门的成本差距在4倍以上。

  于是,像企业一样建构政府,像企业一样运作政府,成为降低行政成本,塑造高效政府的不二法门。

  “100倍”之差

  2003年5月,领导人出访的迎送制度,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身体力行下取消。引人注目的还有领导人夏天不再前往北戴河办公。看来不管时机成熟与否,或者心理能不能承受,“效能政府”的目标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让政府变得高效、绿色,就意味着如下转变:从政府到市场,从集权到分权,从划桨到掌舵,从服务到授权,从垄断到竞争,这是一个痛苦且繁复的过程。

  2002年,中国政府完成1.5万亿元人民币税收,雇佣100万税务人员。与此同时,美国完成将近1.9万亿美元税收,政府只雇佣10万名税务人员。十分之一的人完成10倍的税,单凭数字计算,我们的行政成本是别人的100倍。

  假设工人本该一天刷100个盘子,他只刷了1个,然后伸手要全天的酬劳,老板会怎么办?是工资照付,还是炒他鱿鱼,答案似乎很明显。

  2003年中国的预算赤字达到3198亿元,国债16000亿元。庞大的行政机关像被惯坏的孩子,只会向父母要这要那,却不管父母囊中羞涩。

  机构像“头屑”

  在南京市某局的办公室里,一位公务员指着刚刚更换的IBM电脑说,这是非换不可的,因为领导告诉他,不如此他们局就不能用掉400万的预算,用不掉预算意味着来年预算会降低,局领导希望他能打一份报告,选择配置最好的机器。任何局都不愿意看到分配给自己的蛋糕在缩小,他们把自己扮成嗷嗷待哺的婴儿。

  除了预算不断膨胀,人员和机构的调整也“难于上青天”。

  江苏盐城射阳县的撤乡并镇也许说明政府机构精简遇到的变相阻力。一个村长介绍说,原本两个各有500人的乡镇机关,在合并后的人数是1000人上下。农民种100亩土地的纯收入才够给一个乡镇干部发工资,这还不包括干部们因为吃喝、通讯、用车、子女、腐败等消耗的资源,如果加起来,村长说每个人的消耗是2万。

  我国解放初人口与公务人员之比是600﹕1,1960年降至300﹕1,1980年是50﹕1,2002年为26﹕1,目前的保守估计是20﹕1。针对行政机构的不断扩大,政府不断进行机构改革,20多年来,大规模的精简就有五次。1993年机构改革后,时隔5年,机构减少了,人员增加了100万。1998年机构改革后,部委由40个降为29个,行政费用却增加一倍。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难怪温家宝要感叹“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1998年,当精简之风吹入重庆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时候,15名司机首当其冲。他们的分流工作花了开发区的大力气,他们先由行政编制转事业编制,再由事业编制转企业编制,等把他们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已经到了2003年5月,下一轮机构改革拉开帷幕。15个司机的分流用了5年,而全国115万人的分流花了多少时间,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根本无从统计起。

  按照国家规定,省、市、县三级的常设机构数量分别是40、35、30,而实际的平均数量是50、50、40,都要超编10个以上。乡镇一级机关的增长速度更是像细胞分裂一样,从1980年的2.7万个变成目前的5万多个。

  机构像头屑越洗越多。目前,中国仅县以上的行政机构就有20万个,并且以每天25个不断增加。每年为了填补新增机构的空缺,我们又会安排100多万人进入行政队伍。

  根据现有的数据,中国乡镇的平均债务在400万以上,90%的乡镇负债,总额超过2200亿元。加上6000亿到9000亿规模的县级债务,政府变成一辆盘山路上超载的车。

  财政是中国随处可见的中巴车,它招手即停,上车还能逃票。

  在河北监利县,最多时县长有1正10副;在安徽蒙城,目前的县长1正8副;在刚刚井喷的重庆开县,县长数量达到可观的1正14副;而中组部和人事部的规定是“最多也不能超过1正4副”。

 
编辑:相遇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0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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