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强民 周虎城

　　当今世界处在“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时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全球大变革、形势大动荡，尤须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善学活用，把准航向，扬帆起航，乘风破浪。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新思维，为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了新方案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着眼世界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习近平外交思想既是对新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站在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宏大的国际视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一系列主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与“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巧妙融合、有机结合，用东方智慧化解全球区域冲突，把法治、德治与众治、共治等融会贯通，立己达人、协和万邦，为弥合文明冲突、价值观冲突、利益冲突提供了一套可参考、可借鉴、可谈判、可进退的新型国际关系协调方案和全球治理新思维。

　　作者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交谈，中间为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中国前驻美国休斯敦大使衔总领事李强民，左一为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周虎城。

　　然而，立己易，达人难。当今中国正面临着全球新旧时代轮替的两大陷阱：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一是修昔里德陷阱。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治理领域迈步跨越，从军队治理变革到金融系统化解“杠杆”风险，从扶贫攻坚到战略新兴产业勃兴，从乡村振兴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面对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种种风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谱写了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和率先增长的重大公共危机中国应对模式。伴随着脱贫攻坚的步步推进，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实现，中国正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修昔里德陷阱，是一种“攻防转换”陷阱。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正按计划稳步崛起，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也在增长，只不过守成大国增长的速度比不上新兴大国崛起的速度，因此守成大国想千方设百计试图拖缓新兴大国崛起的步伐。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解决“修昔里德陷阱”提供了钥匙，这把钥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一是价值观可以求同存异，“同”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异”是各国自身的价值观体系，这就能够起到互相尊重、消解对抗的作用；二是经济利益可以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共赢，中美之间有竞争不可怕，关键是合作的基本盘远大于竞争的基本盘，在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下，竞争有助于促进经济体的活力，实现要素的科学流动；三是中美可以携手应对全球性危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多协同作用，全球也需要中美能够走出“陷阱”，共同维护和推动稳定向前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当前国际形势尤须做好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对美战略传播

　　值得警醒的是，我们长期关注中美贸易战，却忽略了中美形象战。美国驻华大使馆来访察哈尔学会交流时，明确提出美国国会两党对中国的政策认知趋于一致，不会因为两党的执政更迭而发生明显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绝大多数选民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通过各种影响途径成功转变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推动中国负面形象在美国占据了相当市场。这也导致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涉及对华议题时比的是谁对中国更狠，而不是谁对中国更友好。在中美关系史上，因为国家形象问题导致的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国际关系变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若不及时关注中国形象在美乃至于在国际上的被恶意设定问题，我们终究将因为不善于打形象战而在国际斗争中被人牵着鼻子走。

　　因此，做好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对美影响力传播，变得尤为重要，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怎么扭转西方社会民众特别是美国民众基本认知的问题，实现美国民众思想上的正本清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对美传播既包括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也包括中国政策的国际传播，思想既丰富，传播也应当上手段，多种多样，多姿多彩，才能够扭转形象战的劣势，化守为攻，真正为国家外交大局做出实质性贡献。

　　在世界传播体系中，美国浸淫已久，他们在对传播手段的应用上具有丰富而强大的武器库，从传统媒体到线上媒体再到自媒体、视频媒体、社交媒体，美国都曾经开风气之先。早在1898年，美国在对西班牙战争胜利后，就开始有系统开展对外传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说“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这正是美国百多年来对外传播的总基调。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不同发展阶段，有合作有动荡，有和谐有竞争，有冲突也有在国际反恐领域的协同，但从2017年开始，伴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位置上日益稳固并稳健发展，中美关系开始消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分量，加重竞争的分量。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以官方稳健的方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挑战者”和“对手”，这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美国不再将恐怖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把中国纳入到了主要威胁地位。这和美俄关系还不一样，美国将中国的挑战视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对抗，这也导致美国在对本国公民和国际社会分别开展了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诋毁战。

　　奥巴马最近表示，早在他的任期内就想开展中美贸易战和出台制华政策，这说明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总统位置上如何争吵，但在对华政策方面趋于一致。从这一点来看，奥巴马并未反对特朗普的对华基本政策，也能管窥拜登在对华政策方面恐怕与特朗普并无根本区别。对于中美关系而言，这不是什么好事。根源在哪里？为什么美国国会两党矛盾这么大，却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却取得高度共识？既存在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戒备之心，但从根源上来看，是美国选民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变。那么，影响美国选民态度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变迁与中国在美形象的被妖魔化有很大关联。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对华战略传播策略转变。早在奥巴马当选总统时，他就曾经提交过一份《国家战略传播构架》，首次系统且清晰地阐述了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认为“战略传播”是美国政府为理解并触及关键受众以便创造、强化或保持有利于增进美国政府的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而进行的针对性努力。“战略传播”的概念本来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企业界，原本是指大型跨国公司所进行的涉及企业发展目标和企业形象的整合营销推广活动。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借用“战略传播”这一概念整合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对内、对外传播活动，以此直接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并围绕相关战略信息开展系统化传播活动。从那时开始，美国战略传播已经纳入了国家安全范畴，战略传播活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领，并直接向总统负责。

　　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对美战略传播长期重内轻外。早在2009年，中国便开始注重在美传播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中国的对外传播方式不断发生转变，《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纷纷在推特上架设账户，开展对外传播工作。应当说，我们基于传播人才的华文背景和对华文传播的管理半径、服务半径的熟稔，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华文国际传播，收效相对以前当称显著。然而，一方面是华文世界的人声鼎沸，一方面是英文世界的冷漠旁观，并未从根本上影响西方主流社会对华观感，反而造成了一些误解。这与我们自身的对外传播管理政出多门、对外传播管理人才缺乏，战略传播能力欠奉等等都有关。讲好中国的故事本应是讲给西方民众听的，结果西方民众或听不明白、或听不进去、或适应不了我们的表达方式和叙事风格，最后导致西方传播阵地的真实中国形象相对匮乏， 妖魔化中国大行其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拜登上台以后，正在重新整合盟友圈，试图把美国对华战略传播术在全球扩散，形成制华包围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击破美国操纵的制华包围圈，必须从深层次方面找原因，实现釜底抽薪。过去我们主要盯着“修昔里德陷阱”，但化解之道、开门的钥匙不仅仅是国力的升降，而需要关注细微，了解美国社会政治运转的规律，真正把精力聚焦到如何对美国民众传播方面来。只有美国民众扭转对中国的偏见，美国议员才能扭转偏见，一环套一环，最终修正西方社会对华偏见立场与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美国人民如何做好传播，让美国人民了解、理解中国逻辑，才是重中之重。

　　这并不容易。目前，中国在对外传播领域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尚未上升到战略传播和国家安全的程度，此乃首要；其次，以华文世界的思维试图去影响英文世界的思潮，导致“各说各话”。我们在对美传播方面仍然停留在讲好中国故事的1.0阶段，所谓1.0，就是我只管讲，不管英文世界的人听不听得懂，认同不认同。美国选民近几年来对中国议题的认知变化已然说明，讲好中国故事的1.0时代必须转型升级。最好直接跨越2.0，进入3.0时代。何谓2.0？就是我们讲中国故事，英文世界的听得明白，愿意互动。何谓3.0？就是英文世界不仅听得明白，愿意互动，还愿意参与一起讲，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共同体。

　　全面提升对美战略传播水平，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英文世界深入人心

　　打造讲好中国故事的3.0时代，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共同体，必须全面提升对美战略传播水平。

　　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要想对美的民众游说工作起得实效，向美国借鉴战略传播技巧，可以事半功倍。实践已经证明，我国传统的对美传播策略、传播模式在美国被验证水土不服，事倍功半，只有提升到战略传播层面，围绕战略传播的核心目标，打造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性“软权力”战略框架，才能够真正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形成持久的国家利益。在术的层面，我们完全可以向美国的战略传播架构学习借鉴，“师夷长技以制夷”。

　　首先需要我们坚持四个自信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美国在推动战略传播方面始终贯彻着美式自信，这种美式自信源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将之美国化，认为美式民主、美国模式才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在好莱坞影片当中，始终充斥着对美式民主的肯定，即便也有《纸牌屋》这样对美式民主的批判，但批判恰恰也是为了表扬，这就是一种自信。自信的力量胜过黄金的重量。反观我们在对外传播方面，对于如何展现中国自信的传播方式比较单一，对西方民众的浸濡感不强。我们必须用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文化产品，真正影响到西方文化市场，把中国自信做到对方的心里去。

　　做好对美战略传播，坚持四个自信是前提。没有四个自信，在传播过程中就有可能跑偏，被别人统战而不是统战别人；有了四个自信，在传播过程中听见一点批评乃至攻击也会心态自然，而不是一点就跳、一点就爆，掉入了对方预设陷阱而不自知。美国有美式自信，中国也有中式自信，双方自信性质不同，内涵迥异，外延也不尽相同，但美式自信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二元思维；而中式自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坚持，有包容，有严谨，有放松，不搞前提预设，不搞文明冲突，也不搞价值观对立，中式自信更加广泛，更加开阔，只不过在国际上需要更圆融的语言诠释，需要更接西方地气的西方式表达，简言之：中式自信为体，西式表达为表。

　　做好对美战略传播，必须遵循传播规律。中国有中国的传播规律，美国有美国的传播规律。中美近年来在传播界的冲突，主要在于美国没有遵循中国的传播规律，中国也没用好美国的传播规律。搞好对美战略传播，如果拿中国的传播规律去美国，肯定力有未逮，甚至起反向作用；只有拿美国的传播规律在美国做工作，才能够润物细无声，东风潜入夜。如果吃不透美国传播规律，我们拿自己的一套去套对方，就容易进退失据，摸不到门道；如果吃够了，就有条件攻坚克难，化敌为友，打造中国叙事传播新阵地。

　　伴随着中美关系向复杂性、多样性发展，我们对美战略传播在坚持海外华人传播的基础上，应注重对美国英语世界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传播。老实讲，虽然过去我们对美国民众的传播也有针对性，但更多集中在以美国华人街、硅谷、高校等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对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的了解较少。同时，对于不同州比如红州、蓝州和绿州的了解流于表面，对不同族裔包括白种人、黑人、拉美裔、亚裔、犹太裔等的分析也不够深入，容易以偏概全。要想战略传播起到作用，就一定要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的最广大受众和有效受众，然后对这些受众条分缕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议题设置，用多种元素的媒介来引导他们对华好感上升。

　　对美战略传播必须讲究效果，不能只讲存在感，不讲代入感。对美战略传播应当使美国受众认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分歧，使美国受众相信中国在全球事务和美国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使美国受众将中国视为美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令人尊敬的伙伴，同时在具体层面能够说服美国特定受众采取特定行动来支持中国的目标，不断增强中国的信誉。因此，对美战略传播应进行升级，加重战略传播人才的使用和培养，打开体制内外的大门，吸引更多智囊加入，以突破来突破障碍，以创新来创新局面。

　　做好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对美战略传播，增强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去伪存真，消弭误解，弘扬正气，正当其时。(作者：李强民，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中国前驻美国休斯敦大使衔总领事；周虎城，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