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郭玲

　　中国的减贫实践作为亚洲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为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功使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累计脱贫人口接近欧洲总人口数，对于亚洲乃至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贡献最大。这一数字来自近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减贫报告2020》发布会。

　　为了梳理亚洲减贫的形势和进展，总结亚洲减贫过程中的成就和挑战，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借鉴和参考，从2019年开始，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同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合作，推出《亚洲减贫报告》。2020年的报告以“全球化变动与公共危机影响下的亚洲贫困”为主题，特别聚焦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贫困人口的冲击，以及疫情之下中国的最新减贫进展。

　　报告中指出，尽管疫情大大增加了中国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的难度，但面对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支持，在“战疫”的同时坚定推进“战贫”，在2020年底前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使最后的551万贫困人口清零，历史性地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参考经验 中国的减贫实践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亚洲国家的典型代表

　　“中国的减贫实践作为亚洲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为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减贫报告2020》发布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表示，中国的减贫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三点参考经验，第一，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基础，但只有经济增长具有益贫性时才能真正推动减贫，中国的减贫呈现出全部门益贫增长推动的特征，其经验可为许多处于经济增长阶段的国家提供参考。第二，中国减贫实践的重要特点是国家对减贫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从而将政治承诺落到实处，这一经验对许多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并面临不平等加剧问题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第三，从技术层面看，中国识别和瞄准贫困人口的机制可以向许多希望消除极端贫困的国家分享。

　　脱贫攻坚战启动开展以来，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事了30年扶贫工作的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苏国霞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这一过程。“我是1991年进入扶贫系统工作的，接近30年了，经历了农村扶贫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访问过400多个贫困县，经常吃住在贫困村，直接感受到了贫困地区人口生活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所有贫困村都通了硬化路，所有贫困家庭都有了安全住房，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都上了学，所有贫困人口都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多数农户通了自来水。所有的贫困县都接入国家电网，所有贫困村都通了光纤。过去老百姓计算收入是以百、千为单位，现在以万为单位。过去走进贫困村，多数老百姓的眼神是愁苦、呆滞、无奈的，现在他们的表情是快乐、轻松、自信的。”

　　苏国霞表示，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作为底线任务，举全党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她看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抗疫扶贫的实践经验

　　《亚洲减贫报告2020》指出，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影响亚洲各国贫困变化的最直接因素。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转型国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不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传播，最早重启了全国经济引擎，更有效化解了疫情对2020年底全面实现消除绝对贫困计划的负面影响，创造了抗疫扶贫的中国实践经验。

　　数字显示，2019年末，中国还有551万贫困人口未脱贫，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根据2013年至2019年期间年均减贫1300万人口以上的速度推算，2020年底，中国实现消除现行标准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并非难事。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给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大大增加了中国到2020年末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难度。

　　贫困人口以及刚脱贫人口的外出务工收入，影响了贫困人口的经营性收入，疫情防控造成大量扶贫项目停滞，这些都是疫情对减贫工作的重要影响。此外，疫情对贫困边缘人群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从当时情况看，疫情不仅影响到未摘帽的贫困县，对已摘帽的贫困县也影响很大；不仅影响到贫困农户，也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贫困边缘群体，包括已经脱贫和一直处于贫困线之上的，但生产基础相对薄弱、生活较为困难，存在较高返贫和致贫风险的农民。

　　报告指出，虽然疫情在2020年中国即将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的最后节点上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在“战疫”的基本战线上持续推进“战贫”，通过实施多渠道推动贫困群体务工和就业；以消费扶贫的形式推动解决农产品销售的问题，帮助贫困群体恢复及增加经营性收入；针对贫困人口和边缘贫困群体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及针对性的帮扶机制等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直播带货在2020年成为一个热词，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扶贫在这一年的力度。《亚洲减贫报告2020》指出，政府机构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政府采购模式，利用东西部协作扶贫机制推动西部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销售至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东西协作模式，以及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主要通过各类网络平台销售贫困地区产品的市场参与模式，是2020年“战疫”扶贫中的三大消费扶贫模式。各地还不断推陈出新，抗疫中社会各界群体参与直播带货、以及贫困地区产品成为网红产品的现象比比皆是。总结中国抗疫扶贫的经验，《亚洲减贫报告2020》指出，首先，中国政府减贫的政治承诺及实践没有因为疫情的发生而动摇。第二，中国在疫情背景下以保民生、促就业为工作重心，将应对疫情的经济影响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在就业扶贫和消费扶贫两个领域形成了抗疫扶贫模式的创新。第三，疫情中暴露出的农村社会保障薄弱等扶贫短板得到更多关注，并开启了防止返贫和应对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建设。

　　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

　　四川省阿坝自治州汶川县县委书记张通荣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报告发布会。灾后重建、扶贫脱贫、新冠疫情，如何在众多挑战之下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发布会上，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介绍了汶川县的经验。

　　在张通荣看来，各个地方的社会发育程度不一样，老百姓的素质不一样，基本条件和资源的分布不一样，因此选择一个地方发展模式的时候，要因地制宜。

　　“经历了大地震，汶川人民更加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健康的可贵。为此，我们坚持将灾后重建、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在具体过程中注重‘四个协同’，就是将灾后重建与扶贫工作的规划协同、项目协同、资金协同、产业协同，坚持把灾后重建作为扶贫开发的基础抓牢抓实。”

　　在张通荣眼里，2016年是汶川县跨入发展振兴阶段的关键年份，当地率先在全国提出创建“全民健康示范县”，开启迈向全民创造健康的实践之路，将“让老百姓住进好房子、拥有好身子、过上好日子”作为奋斗目标，并把“大健康”理念融入到治县理政全过程，围绕“发展健康经济、营造健康环境、培育健康文化、倡导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五大体系，以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工业、康养旅游业为切口，将智慧汶川、卫生县城、生态乡镇和乡村振兴建设等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确保了灾后重建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

　　“把产业变成产品，去完善它的市场体系，是未来产业实现稳定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破解问题。“张通荣对于未来的思考，也代表着很多县域脱贫之后的道路。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1月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