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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上升和社会效率 令中国有能力抓住危中之机 虽然危中有机，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抓住危中之机。笔者认为，中国就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有能力抓住危中之机的国家。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已经上升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还在继续上升。 论经济体量，中国GDP从“十二五”之末（2015年）的688858.2亿元一路扩张至2019年的990865.1亿元，与美国并列人类历史迄今仅有的两个十万亿美元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大国。“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越日本；现在，日本经济规模虽然仍保持着世界第三地位，但相对于中国已经萎缩到中国GDP的1/3上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其他世界十大经济体国家的GDP规模更是只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十几。 论现代经济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在“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就超越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其后进一步拉大了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差距，以至于今日中国钢产量已经是美国的11倍之多，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无论产量还是销量都超过整个欧洲、整个南北美洲，2019年产量2572.1万辆，占全球汽车产量（9178.7万辆）的28%，相当于整个欧洲地区产量（2131.21万辆）的1.2倍、整个南北美洲产量（2010.28万辆）的1.3倍、美国产量（1088万辆）的2.4倍。在以信息技术（IT）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部门，中国的成长同样极为显著。 论政府财力，2019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达19038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8874亿元。强大的财力，不仅为中国政府在国内提供公共服务、实施宏观调控奠定了日益坚实的基础，也意味着中国有能力逐步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 与此同时，历史上几乎所有新兴大国都崛起于危机期间，特别是国际性、全球性危机期间。因为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还是重大瘟疫、重大冲击倘若仅仅局限于一国、两国之内，除非由此激发推动该国组织动员能力、经济与政治效率产生了质的飞跃，否则通常只是给当事国带来净损失而导致其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下降；但如果重大冲击蔓延波及众多国家，特别是波及众多主要经济政治大国，甚至全球化，那么，这样的冲击将加速推动应对高效有力的国家脱颖而出，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即使是这场危机、重大冲击的策源地国家，只要其应对相对高效有力，优于侪辈，危机和重大冲击全球化反而会提升、巩固其国际经济政治地位，或是增强其相对于同类其它国家的优势。 在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经济周期变动中，我们一再看到，爆发于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倘若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带来的结果通常是国际资本“逃离美元”；而爆发于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升级成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国际资本则转而“逃向美元”。在2007年开始露头、至2009年达到高峰的次贷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格外突出。结果，这场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反而明显增强了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于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优势。 而对于中国这种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经济政治效率甚高且不断提高、正在奋力赶超的后发国家而言，每一次危机都会转化为国际经济政治地位上升的契机。实际上，纵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历次重大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债务危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2009年次贷危机，直至今年的新冠肺炎危机，每一次重大危机都令中国在国际“淘汰赛”中更上一层楼，对全球经济稳定贡献增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令中国一跃成为东亚经济的稳定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令中国进一步上升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在今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时，中国又凭借自身国民经济的韧性和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尽显人类社会中流砥柱风采。正由于中国抗疫成功且国民经济韧性十足，世界经济才没有因为天降横祸而陡然全面停摆；正由于中国这座“世界工厂”迅速全面重启，才得以在今年上半年全球猛增87%的口罩贸易中供应了一半以上的份额，世界各国市场才没有发生供应链全面中断，中国之外才没有全面陷入供应短缺的混乱陷阱。 有这样的实力与经历，我们凭什么不对动荡不确定风险背后的战略机遇期满怀信心？（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0年11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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