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梅新育
当穿透所有动荡不确定风险的纷扰，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自身实力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组织动员能力和经济与政治效率出类拔萃的大国而言，风险背后蕴藏着重大机遇，甚至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图片／TUCHONG
纵览当前中国所处世界经济政治环境，显而易见的是动荡不确定风险上升，全方位冲击纷至沓来：
在外部经济方面，与本世纪前10年世界经济增长快速且遍及全球不同，自2012—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运行步入经济长周期的低增长、高波动阶段。这个阶段可能延续10—15年之久，以至于不少经济学者惊呼世界经济已经陷入“日本式衰退”。作为2009年以来一以贯之、在可预见未来也将长期保持的世界货物贸易头号出口大国，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近年一直保持在13%左右，比第二出口大国美国高出近一半之多，是日本的3倍以上，遥遥领先于其它经济大国。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速，外部需求不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不言而喻。
在国内经济环境方面，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压力从“十一五”期间开始露头，与日俱增，至今已经相当显著。资产泡沫等问题令曾经取得巨大成功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十二五”期间若隐若现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也日渐清晰。
在国际政治环境方面，中美关系已经从量变进入到质变阶段，而且有可能向恶性方向发展：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已经在不同官方文件中提出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称中俄为“对手大国”（Rival
powers），其引言第一节“竞争的世界”（A Competitive
World）开头就明确把中俄、“流氓国家”朝鲜和伊朗、圣战恐怖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等跨国威胁团伙列为美国当前面临的三大竞争或对抗力量。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不断升级，将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规模纪录一举提高数十乃至近百倍。与此同时，基于“脱钩”和“新冷战”压力，世贸组织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濒临瘫痪……所有这一切，我们不能指望在美国大选后政府更迭、拜登上台执政就戏剧性全盘翻转。
由于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仍存在相当差距，中美关系从量变到质变且有可能向恶性方向发展，大国正面对抗而打断中国持续起飞进程的潜在风险已经大幅度上升，某些势力也希望中国与美国等其他大国爆发高烈度全面对抗而便于它们火中取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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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穿透所有这一切动荡不确定风险的纷扰，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自身实力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组织动员能力和经济与政治效率出类拔萃的大国而言，风险背后蕴藏着重大机遇，甚至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所说，“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一分为二规律创造后发国家赶超机遇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总体上仍处于“赶超”发达国家特别是唯一超级大国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而言，领先国家前沿进步减速有利于我们赶超。
以世界经济增长减速而言。的确，在更大背景和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可以判断，全球经济贸易持续快速增长的好时光已经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全面重现。审视上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全球经济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根源，从经济长周期的层次上看，这段时间正值经济长周期的繁荣期。就具体因素而言，以下多项因素共同促成了这段经济贸易的繁荣时期：
1.信息技术（IT）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集中涌现，并迅速推广到了全世界。
2.市场经济体制覆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而且转轨经济体度过了转轨最初近10年的冲击，于本世纪初全面走上经济复苏增长的轨道。
3.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稳定运行。
4.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条渠道为其它经济体直接间接创造了充裕的流动性，足以支持其经济和贸易增长。
5.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实施了高度的市场开放政策，为其它经济体实施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当前和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支持全球经济贸易持续快速增长的上述有利条件基本上都已经消失，或大大衰减：
1.暂时还看不到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全局强劲增长的技术革命。
2.市场经济体系外围扩张的刺激作用消失。
3.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其副作用日益显现，重新收紧货币政策的进程已经启动，而且这个进程一经启动，就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
4.高增长贸易国汇率制度变更削弱外向部门在国内经济中的相对优势。
5.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市场高度开放政策和进口能力本身难以长期延续。归根结底，美国的进口能力建立在美元信用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美国市场长期高度开放和持续巨额进口伴生了财政、贸易“孪生赤字”的痼疾，长期看，美国市场开放、进口能力和美元信用无法摆脱“特里芬两难”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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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上述导致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减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国这种已经积累了相当雄厚实力且赶超有力的国家而言，这些原因恰好有助于我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差距：
暂时还看不到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全局强劲增长的技术革命，这有利于我国在既有基础科技上通过小型创新加快赶超，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争取在下一波基础性科技革命到来前夕，与西方国家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多边贸易体系动摇，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发展的空间。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作为应对全球经济贸易震荡减速对策而提出的。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同比增幅仅有0.86%，近乎零增长；2013、2014年同比增幅分别为2.47%、0.08%，2015、2016连续两年下降，以至于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只有160296.92亿美元，已经低于次贷危机陡然全面升级前夕的2008年（161488.64亿美元）。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虽然反弹10.61%至177308.80亿美元，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11—2014年间每年超过18万亿美元的水平，仅相当于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2013年同一指标的93.5%。
此外，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动摇迹象，这也恰恰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