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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晨看来，尽管中国涉外律师的业务水平仍需提高，但中国律师成长速度值得肯定。比如在贸易救济领域，中国承担了全球“双反”案件三分之一的火力，中国律师所接触的案件量自然和其他国家不是一个量级。杨晨笑言：“所以我跟欧美律师说，我十年做的案件量，够你做一辈子的。”但他同时表示，未来国际贸易争端案件所涉及的程序和规则会更复杂，贸易摩擦的种类会越来越多，这对中国涉外律师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位律师眼中的入世20年 《小康》·中国小康网：和2001年入世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案件有什么特点和新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从事该领域的律师应如何应对？ 杨晨：案件的变化，一是数量增加了很多；二是案件复杂性越来越强，包括有一些规则变得越来越复杂；三是贸易摩擦的种类变得越来越多，涉及的主体也越来越复杂，有很多贸易摩擦的种类可能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比如，原先只是很传统的“双反”，现在变成各类的调查。未来的贸易摩擦中，贸易和投资会结合在一起，法律和政治因素会结合在一起，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反倾销反补贴，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元化的摩擦种类。 面对这些变化，首先肯定是要迅速熟悉规则。其次，现在这种调查主要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发起的，很多国际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先制定，发展中国家随后才去跟进，整个过程比较被动。因此，中国参与这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被动应对，还需要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小康》·中国小康网：与刚入世的时候相比，企业在应诉的积极性上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 杨晨：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现在，应诉率应该说是在逐步提高，企业的维权意识、敢于抗争的信心也在增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随着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加深，慢慢开始知道不应该去躲避一些问题，而是去勇敢面对。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勇敢应诉的明星企业，比如福耀玻璃。 《小康》·中国小康网：您在代理众多案件的过程中，有哪些自豪和遗憾的事？ 杨晨：钢铁“337”案是最自豪的，刚开始觉得这个案子太难了，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太多，而且当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所以大家都没有对这个案子抱有很大的期望。最后竟然结果还不错，三个诉点全部打赢，完全在期望值之外。 最遗憾的是2003年有一个木制卧室家具的案子。对那个案件我个人花的时间非常长，投入精力很大，最后的抗辩材料也提交得非常充分。但美国政府耍赖，说你们这一组企业太多，有一百多家，我们行政资源不够，所以暂时不考虑你们市场经济地位的请求。因为是美国商务部负责审查这个案子，所以说相当于拒绝了我们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但实际上我们提交了很多非常详实的材料，当时非常有可能在美国拿到第一个全行业市场经济地位，有点功亏一篑。而且当时我们也想过把这个案子起诉到WTO，但由于当时距离2001年入世才过了两年，对WTO打案子的经验还不够丰富，怕在WTO打的话不够有把握，所以当时这个案件没有起诉到WTO，比较遗憾。 《小康》·中国小康网：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涉外律师的工作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杨晨：对未来第一个预期肯定是涉外律师的机会多了，因为更多企业“走出去”，就会遇到各种争议解决，需要法律服务的机会和内容也会更多。第二，机会多了，律师得到锻炼的机会也多，一批优秀的涉外律师会更容易快速成长起来。目前整个行业需要加快成长速度，否则未来涉外律师的规模、数量和质量的增长和提升的速度会跟不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速度。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19年11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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