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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1月《小康》中旬刊
  栏目:粤往事
宋代商人士子梦 为求功名买房忙

★文 /任疆

  宋朝商人积极地向士大夫靠拢,刻意模仿和追求士大夫的兴趣和品味。图为《清明上河图》局部车水马龙的宋代东京街市。
  
  宋朝商人积极地向士大夫靠拢,一方面寄希望于子孙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另一方面刻意模仿和追求士大夫的兴趣和品味,甚至在同士大夫的交往中获取了更大的商业利益。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这个一直以来被冷落和压抑的群体,在宋朝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立起犹如近代的商业文明。他们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行陌”文化,构建了健全的行业组织,而且为了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宋朝商人积极地向士大夫靠拢,一方面寄希望于子孙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另一方面刻意模仿和追求士大夫的兴趣和品味,甚至在同士大夫的交往中获取了更大的商业利益。
  
  商人偏爱“士大夫”
  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将商人视为“五蠹”之一,因为商人无益于耕战,所以不利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宋朝,虽然过去了一千多年,商业高度发达,但是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观念根深蒂固,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很低。对于那些巨商大贾而言,这无疑是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因此,他们对于后代就有一种强烈的希冀——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
  在唐代,对于商人参加科举考试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唐六典》中有明文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注:丧服中的第三等,此处代指本宗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姊妹等)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家里连有亲戚经商的都不允许做官。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这里的“解送”指的是参加宋朝科举考试里的首轮考试“解试”,商人中有卓越才能的,是可以跟其他人一同参加科举考试的。比如宋真宗的时候,一个侯姓富商的儿子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后来被授予真州幕职官。
  商人参加科举考试相比普通人家有绝对优势。一来他们可以聘请最好的老师,从而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邵氏闻见录》中就记载潞州商人张仲宾“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二来他们可以利用所拥有的财富来合法地获取录取优势。什么叫“录取优势”?这有点像现在的高考,全国各个地区州县依照人口规模和文化发展程度,规定了不同比例的录取名额,叫做“解额”,只有取解之后,才能进一步参加省级的考试。
  当时首都东京的录取名额最多,所以东京的考生就比其他地区的考生有优势。当然,跨州县考试在宋代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要想参加东京考区的“解试”,就必须要有东京户口,那怎么才能取得东京户口呢?答案非常简单:买地(房)。于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外地富商早早就给自己的儿孙们在东京广置田产。要知道当时东京城可是寸土寸金,我们后世所仰慕的苏轼、苏辙一辈子都没买得起东京的房子。
  虽然录取率高了,但考试还是要凭真本事的。然而到了北宋晚期,朝纲腐败,通过贿赂官员也可以被录取。比如宣和六年(1124年)的殿试,宦官梁师成收受了一百多名富商公子哥的贿赂,每人行贿七八千缗,结果都中了进士。到了南宋晚期,更是连走个考试的过场都不需要了,为了应对北方蒙古人的进攻,朝廷大量增加军需品的供给,为了筹措所需资金,开始了卖官鬻爵的生意,明码标价,童叟无欺。那些获得士大夫身份的商人们,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有一定实权职位的商人也从中获得了一定收益。
  
  有关系才能做大生意
  宋朝的商人除了希望儿子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外,他们还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通过联姻的方式庇佑门户,同时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有直接送进宫侍奉皇帝的,比如酒店大老板孙赐就把自己的女儿送入皇宫,做了宋太宗的妃子;有嫁给宗室的,比如东京城超级土豪“大桶张家”有三十多个县主(注:县主是皇族对女子的封号);也有攀附外戚的,比如茶商马季良就娶了刘美的女儿,刘美就是那个把自己老婆献给赵恒(注:即后来的宋真宗)的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富商都可以攀附皇亲国戚,更多的富商还是会把目光瞄向士大夫们,在每年科举放榜的时候,御街上都有人争夺未来的夫婿,那场面的热闹程度远胜现在的相亲节目现场。
  有了官家的庇护和照应,生意也就更好做了,特别是对于大商人来说。在宋朝的时候,官府对于茶、盐、矾、酒这些都采取专卖制度,比如经营盐必须先到官府去缴纳一定费用获得“盐引”,然后到指定的地点去采购,贩运回来后到规定的地点售卖。我们所熟知的西门大官人当时就傍上了江淮巡盐使,仅通过转卖“盐引”就可以获得暴利。
  经营酒也一样,全国除东京、西京、南京外均实行酒品专卖,官府负责酿酒直销,在三京实行“榷酒”制度,由官府负责造酒曲,然后由官府特约指定大型酒商从官府买曲酿酒,继而再将其中的一部分成品卖给小的酒户,那些大的商家从中获利颇丰。
  富商们还有一个最挣钱的行当——高利贷,上文提到的“大桶张家”还有西门庆都是做这种生意的。西门庆主营“借官债”,就是把钱借给中了进士但尚未被录用的官员,以及守孝结束重回官场需要打点关系的官员,当这些官员发达了,商人不仅可以收回本利,往往还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当时最普遍的高利贷生意是质库,也就是典当行。北宋末年的时候,东京城内的质库多达上万家。
  
  
《小康》201901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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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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