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不逆，亦慈亦让”的沈从文，实则外柔内刚。他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不被时代裹挟。因为“不愿意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中”，忧惧感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对人生怀有极大热情，却注定承受“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
“不折不逆，亦慈亦让”的沈从文，实则外柔内刚。他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不被时代裹挟。因为“不愿意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中”，忧惧感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对人生怀有极大热情，却注定承受“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命定的悲剧性”。
1979年10月的一天，北京大学读现代文学的一个研究生，跟着老作家萧离，来到北京小羊宜宾胡同5号，见沈从文。萧离介绍说：“这是凌宇，里耶人。”
“我去过里耶，那地方真美。那次我乘船从龙潭去保靖，过里耶时，见一头小白山羊站在河边岩嘴上饮水，情怯怯的，让人替它捏一把汗。”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学者凌宇在《风雨十载忘年游》一文中，这样记述他和沈从文的第一次见面。
2018年，沈从文逝世30周年。11月，作为沈从文最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凌宇在长沙家中对记者回忆，第一次拜访沈从文，“沈先生只是说，不要研究他，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
那次见面，沈从文似乎抱定了只叙乡情，不谈文学，每当“家乡人”凌宇把话题引到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他总是以“过时了，不必再提”轻轻一挡，而后又聊起湘西。
起身告辞时凌宇有些失望，毕竟事前自己拟好了20个问题，请萧离转呈沈从文。“沈先生送我们到院子里，将一张折叠着的纸送给我，正是那张拟有我所提问题的清单。”回到学校，凌宇打开沈从文塞进他手里的那张纸条，只见自己所提的每个问题的后面，都有沈从文的亲笔回答，密密麻麻塞满了几乎所有空白处。
凌宇记得，沈从文送自己出门时，一直拉住他的手，久久不肯放下，仿佛生怕他不会再来。“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我在北大的起居、学习，以及一些老师——他早年即相识的朋友情况……”
走到院门口，凌宇回身，见沈从文仍站在院内，目送他离开。“一头舒朗的白发，一脸平和的微笑，一尊印入脑际便不会再消失的雕像。”
“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彼时的沈从文，早已与文学创作告别，转身研究文物多年。
在1949年春天自杀被救后，沈从文感到“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止一条，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于是解放后，他选择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与“瓶瓶罐罐”为伍。
关于沈从文转行，好友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一文中提到，“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但汪曾祺同时认为，沈从文的改行并非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他记得沈从文次子沈虎雏说过，父亲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沈从文少时从军，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那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从文登记管理。闲时，他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来看。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也提到，正是当年的经历，让自己“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初到历史博物馆，沈从文的工作是给文物写标签，有时还充当讲解员。汪曾祺就曾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自由的精灵” 在他人看来，沈从文的性情中有一个自由飞翔的精灵，在湘西跳跃的水面上。
他看重的是，把事情做好，而非个人名利得失。
人到中年，从事一项崭新的事业，为了挤出更多工作时间，沈从文不得不简化自己的生活。午休时他从不回家，经常拿一块手绢包两个烧饼充当午饭。不止一次，他因埋头于手头研究，没有听到中午下班铃响，被管理员反锁在库房内。待到下午上班，库房门打开，管理员见他仍在伏案疾书，心中愧疚，向他道歉，他反而惊愕，不知对方的歉意因何而来。
几年时间，沈从文以惊人的毅力，成为文物史方面“富甲天下”的专家。研究文物，沈从文常常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他看来，当时国内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仍处于落后状态，与祖先的光辉创造相比，实不相衬。在1953年至1963年十年间，沈从文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先后就文物研究工作有关问题，提出过20多次建议。而他自己在同时开展几十个专题研究的同时，也在热心地帮助同行、提携晚辈。
在《沈从文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萧离就提到，沈从文那间本来就不大的寓所，俨然成了全国古文物研究者的交流之地：每当客人进屋来，主人常常得这么介绍已经在座的：“这位是景德镇来的××师傅……”“这两位是专门搞舞蹈服装设计的……”“快来看这几块新疆出头的锦缎吧，不仅重要，还真是米（美）极了！”
凌宇称沈从文古道热肠。“别人凡有所求，他总是尽量满足。每当有人上门求教，遇一时不能说清的问题，他总要于事后凭记忆写成数十张卡片，有时甚至一部一部地评述有关典籍的得失，而后将这些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子里，外面注明‘内××材料’‘××有用’‘供××参考’”。南京大学教师罗尗子编写了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稿》，寄给沈从文征求意见。沈从文为有这样一个青年同道而开心，几乎逐字逐句为这本书提意见，反反复复修改4遍，使原来薄薄一本小册子增加到20余万字。
“沈先生对这种播散火种工作的重视，不亚于自己的研究。”凌宇提到，沈从文每遇到一个有志于文物研究的年轻人，话一投机，便引为知己，告诉对方，自己有生之年要做的事情太多，只怕来不及了。他愿意把一些专题分给年轻人，把积累的资料交给他们，完稿后以他们的名义发表。他看重的是，把事情做好，而非个人名利得失。
但沈从文的真心，并不总能换来对方的真心。有些得他帮助之人，崭露头角后，背地里却对他讽刺揶揄。沈从文听闻，总是一笑置之，依旧带着一股“傻”劲帮助别人。“他何尝不知人世复杂，只是宁可承受个别人的以怨报德，也不愿阻塞更多有志青年的上进之途。”凌宇说。
日复一日以创造事业的方式，对抗绝境。
在学者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后半生，如同一个漫长的绝境，而他日复一日以创造事业的方式，对抗着这个绝境。1949年的那次自杀，对沈从文而言，或许是“因祸得福”，已经“死”过一次的人，如同在绝境中重生了一次，以至于他在此后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风波，甚至倾注大半生心血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几经搁置，他都能淡然处之。
1971年冬，沈从文因病获准从干校返回北京。“从任何意义上说，沈从文当初离开北京，几乎是被视作社会垃圾‘扫地出门’。”凌宇表示，沈从文走后不久，他原先在东堂子胡同的房子就被别人当做“战利品”接管。回京后，沈从文费了很多口舌才要回房子。之后，李季、严文井帮助协调，给属作协系统的张兆和在小羊宜宾胡同安排了两间加在一起不过19平方米的房子。
自此，距小羊宜宾胡同约两里路的东堂子胡同的房子，成了沈从文的“飞地”，在这块“飞地”上，他重又着手进行文物研究。在《曲折十七年》一文中，沈从文提到为了工作便利，自己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另外在小卧房中，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的图像占据了”。
1978年，为改善沈从文的工作环境，由胡乔木过问，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助手王、王亚蓉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最后校正增补工作。1979年1月，内含20余万说明文字、数百幅实物图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修订增补完成。这部巨著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经历了整整16个春秋。“它不仅是沈从文，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事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多磨多难的历史见证。”凌宇说。
“悲悯宽容到极点”的他，实则外柔内刚。
为撰写《沈从文传》，1984年初夏，凌宇与沈从文有过10天面对面长谈。自1983年病倒后，沈从文的生活已离不开张兆和照顾，但思维依旧敏捷。每天谈话，主要由沈从文自述。“沈先生似乎在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要拉开与自己过往历史的距离”。但凌宇自信听出了隐藏在那平静叙述背后的感叹唏嘘与喜怒哀乐。沈从文几乎只谈自己，不会主动谈及对他人的看法。但有时凌宇会跳出沈从文生平插入问题，于是主客间也就有了即兴式的一问一答。
“您和鲁迅先生有没有见过面？1924年到1926年，你们同在北平，1928年至1930年又同在上海，应当有见面的机会。”
“不好再见面。丁玲写信给他，（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处写信骂人。”
“您和老舍熟不熟？”
“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您看过没有？”
“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到的东西太少。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
“沈先生的这些议论，或臧或否，只是针对某一事或某一侧面而发，不涉及对象的全体。从中，依稀见出沈先生衡量人与事所独有的‘尺’与‘秤’。”十年交往，在凌宇眼里，“悲悯宽容到极点”的沈从文，实则外柔内刚。
作家李辉在与沈从文接触后，也看到了沈从文恬淡之外的另一重性情。在《平和，或者不安分》一文中，李辉提到：“第一次见到沈先生时，他正在一个会议上慷慨陈词。他谈到文物保护如何之重要，谈到许多领导人怎样忽视这个问题，他甚至批评，现在一些文物单位，仍然是外行在领导内行，使得工作开展不顺利。他没有用多么激烈的词语，语调也依然那么低、那么柔和，但是他的声音背后所蕴含的批评精神，却是很容易让人感受出来的。”
之后，李辉到沈从文家中拜访，提到他在会上所谈问题。“这次他显得比会议上要激动。他对一些文物部门‘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极为不满，他甚至说：‘什么也不懂，还要瞎指挥，能人就是上不去。会拉关系的就容易上去，搞打砸抢的反倒能上去，专业好的却不行。”这显然不是一个平和的沈从文，在李辉看来，沈从文“本不是一个那么安分的文人，在湘西跳跃的水面上、在他的性情中，都有一个自由飞翔的精灵”。
“不要研究我，会打烂饭碗的”。
但在大多数人眼里，沈从文都是耐得寂寞、与世无争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傅汉思、张充和写信邀请沈从文夫妇来美。在美国3个半月，沈从文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首场讲演安排在哥伦比亚大学，由夏志清主持，演讲题目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哥大的海报上毫不吝惜地尊称沈从文为“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对沈从文的演讲印象深刻，“他在美国讲话是比较腼腆的，尤其文学方面，同时又流露出一种欢喜的精神，像一尊弥勒佛”。
沈从文当然明白，听众期待听到他关于过往岁月的受难“证词”，但他并未投合这种心理。他更愿意讲文物：在耶鲁大学讲扇子，在哈佛大学讲服装……在一次演讲中，他平静而诚恳地说：“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30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
沈从文不谈文学成就、避谈苦难，是低调自谦，或许也有稳妥考虑。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在《沈从文现象》一文中曾提到，1980年他到北京看望沈从文时，“沈老要我把一句话转达给吉首大学对他感兴趣的师生——‘不要研究我，会打烂饭碗的’”。
在与沈从文交往的10年中，凌宇总会隐约感受到沈从文内心的某种忧惧：“他在政治上受到过很多挫折，因此担心自己的重新‘出土’，给他也给研究者带来意外灾星。”凌宇记得，沈从文曾在给自己的信中写道：“我担心处，是过于誉美，易增物忌，虚名过失，必致灾星。因此卅年来，从不与人争名位，凡事避贤让路，只是在博物馆打打杂、服服务而已，从不冒充‘空头作家’自欺欺人！即使这样，还是难免意外也！”
沈从文访美期间说过的一句话，或许可为他内心的忧惧做出某种解释：“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顽强坚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东西。”
在凌宇看来，沈从文的担忧与恐惧，“从大处看，是为民族；从小处看，是为自己，同时也为别人同样宝贵的精力与生命。他不愿意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中”。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最初，国内媒体集体失声，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一周以后，新华社才发了简单报道。
但这些对于沈从文而言已经并不重要。沈从文去世后的告别仪式，参加的没有达官贵人，只有他的至亲挚友，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旁。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人们就这样安静地和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灵堂中，回荡着他生前所喜爱的贝多芬的《悲怆》乐音。
关于死亡，沈从文早年在《烛虚》中就曾写道：“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些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本文参考引用：凌宇《摘星人：沈从文传》、凌宇《看云者：从边城走向世界》、巴金 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从文》、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李辉《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等）
《小康》2019年01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