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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小康》中旬刊
  栏目:粤往事
东西方国家眼中的“两个”康熙

★文 /开宸

  在西方人笔下,康熙是“哲人王”,但在朝鲜人笔下,他却是“贪财好货”。
  
  在西方人笔下,康熙是“哲人王”,但在朝鲜人笔下,他却是“贪财好货”。来自于法国、荷兰和朝鲜的外国人、使臣们,何以在不用考虑康熙皇帝感受的前提下,得出如此相去甚远的形象描述呢?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籍背景的文士对康熙皇帝外貌形象的描绘都不一样。出自《清圣祖实录》的说法自然是溢美之词,那么来自于法国、荷兰和朝鲜的外国人、使臣们,何以在不用考虑康熙皇帝感受的前提下,得出如此相去甚远的形象描述呢?统御大清王朝长达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在外国人的眼中又有着怎样的形象?
  
  西方人笔下的“哲人王”
  根据白新良先生的研究整理,康熙年间西方来华外国人不下三百余人,他们在华期间与国内多有书信往来,仅《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便收录了发自中国的书信152封,曾经来华的传教士们在回国后也发表过一些回忆录和介绍中国的文字,如《中国近事》、《鞑靼纪行》、《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中国近事报道》、《张诚日记》、《徐日升日记》等等。其中,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最为直接的是白晋的《康熙皇帝》,1697年,他在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这本册子中这样写道:
  “他天分极高,思维敏捷,博闻强识,明察秋毫。他具有经得起纷繁复杂的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并具有制定、指挥、完成宏伟规划的卓越才能。他的嗜好和兴趣均高雅不俗,与他的帝王身份十分相称。他为人公正,主持正义,倡导德行,爱民如子,具有服从真理的可贵品质以及克制情欲的惊人自制力。诸如此类的高贵品质,在他身上举不胜举。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日理万机的君王,竟能对科学的学习如此勤奋,对艺术的爱好如此醉心。”
  1689年,闵明我在对法国汉学家莱布尼茨介绍康熙皇帝时说:“(他)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能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三角学计算,并且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天文现象。”曾根据法国人迪奥尼斯的人体解剖学为蓝本翻译出《钦定格体全录》的巴多明,对康熙皇帝的科学精神更是倍加称赞,说他“热爱科学,渴望获得外国的知识……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个的那样非凡人物之一,他对自己的知识面不加任何限制,亚洲所有君主中从未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热爱科学和艺术。”
  
  朝鲜人笔下的“贪财好货”君王
  与西方世界向康熙皇帝毫不保留地表达敬意不同,在家门口的朝鲜士人阶级眼中,清朝的皇帝们始终都是一副刻薄、暴戾的“妖魔”形象。比如开篇引用的朝鲜使臣闵鼎重在康熙八年(1669)对康熙皇帝外貌的描述,活生生将十五岁的少年皇帝形容成了一个尖嘴猴腮、喜怒无常的小老头。
  康熙三十四年(1695)冬至副使李弘迪对康熙的印象是:“皇帝荒淫游畋,不亲政事。用事之臣,又皆贪虐,贿赂公行。”康熙五十一年(1711)谢恩使朴弼成、闵镇远等对朝鲜国王述职时则表示:“彼皇贪财好货,拜官皆以赂得,商贾之润屋者,辄授职级。民不聊生,怨声载路。往来馆中者,无不斥言如是矣。”
  诚然,这些来自他者的批判未必不是康熙时代的另一种写真,可为了维系思维定式中的形象而进行的过度扭曲,往往会让亲历者茫然无措。
  康熙五十二年(1712),朝鲜文人金昌业随出使燕京的兄长金昌集来到北京,在他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留下了许多自己对传统观念的质疑与反思。比如,他认为皇帝重视木兰秋狝等活动并非是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而是“入中国70年,居处饮食渐奢侈,失其本色,以故使之朝夕往来以习其驱驰,不设其所居以警其安逸,其意可谓深远。”
  面对朝鲜国内盛传的“旧闻皇帝于畅春园作离宫十五处,贮以北京及十四省美女,宫室制度及衣服饮食器皿皆从其地风俗,而皇帝沉湎其中”的说法,亲眼得见畅春园的金昌业更是大呼上当:“畅春园南北二百余步,东西百余步,岂容置十五处离宫乎?”在“制度朴野,无异村庄”的畅春园外,这个深谙儒学的外乡人感叹道:“以康熙之俭约,守汗宽简之规模,抑商贸以劝农,节财用以爱民,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
  
  评价何以天壤之别?
  那么,同样是站在他者的视角上,东西方的观察者们为何会产生这样悬殊的评价呢?
  首先是受所处环境“社会集体想象”的主观因素影响。“社会集体想象”是来自于比较文学领域的概念,也可以称之为“套话”。大概自13世纪起,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的流行,以及曾经到过东方的外国人带回的有关中国皇帝“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等正面评价,西方世界对中国和它的统治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套话,它不但为西方人勾画了一副美丽神奇、充斥着金银财宝的中国图景,而且激发了人们对以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开明的君主政体”,以及政府“用知识、用爱而不是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向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西方文化抱有极大兴趣的康熙皇帝,很快成为17世纪西方世界最完美的“哲人王”。
  其次,出于宗藩秩序和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康熙皇帝对朝鲜使臣和西方传教士给予的对待存在差距。作为藩属国朝贡而来的使臣,一切礼仪规格必然受到相关制度的约束,在朝廷的角度,属臣终究是属臣。而传教士们则不同,他们虽然也在任钦天监或宫廷任职,活跃于外交、艺术乃至医药领域,但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充当着皇帝师长或医生的角色,因此,他们得到的是君臣体系之外的“家人待遇”。
  至于康熙皇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想来应是实话。
  
  
《小康》2018年10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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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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