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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9月《小康》上旬刊
  栏目:文化
“在沉默中爆发”的《小偷家族》

★文 /谭峰

  
  日本电影向生活“借学问”的艺术胆略,驱使其大胆地深入生活中的每一个微观的领域中,创作出人们习以为常却意料之外的艺术作品。这样独特的创作思路,成为国际电影大奖青睐的理由,也让原本含蓄的艺术表现独树一帜地演化为一股清流。
  
  当电影院所有的灯光都关闭的时候,《小偷家族》影片中的礼花声响起。阵阵节日花炮的声响,敲动这个日本“大家庭”中的六位“小偷成员”,他们以偷盗为生,却惺惺相惜,抱团取暖。电影画面中的礼花没露半个踪影,看上去其乐融融的六位成员却仰头张望,期盼的眼神透过杂草丛生的屋檐,传达到夜空中,直抵人心。
  家族里的一位名叫树里的小女孩,踮起脚尖向窗外张望。电影结束了。当影院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的时候,现场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人们难以想象这样“无厘头”的结局,竟出自获得2018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最佳电影。
  
  沉闷中的爆破
  影院里的很多观众告诉记者,全程下来他们感觉这部电影很沉闷、很压抑,一些剧情不知所云,特别是有关树里主人公的最后一个镜头,让人“一头雾水”。
  在《小偷家族》这部电影中,导演是枝裕和给树里这位小朋友的台词并不多,摄影机对她表情的抓拍,以及影片中的人物与她的对白,成为这位小姑娘命运的映衬和写照。电影结尾,树里呆呆地望向远方,成为一个经典画面。它不动声色地折射出这位小姑娘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望、纠结抑或是期待,将日本电影叙事的特质,展现到极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路侃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谈道:“日本电影叙事非常讲究客观性,情节则是完全靠演员表演、对话或画面来推动。”在路侃看来,所谓客观的叙述,就是让电影的画面、人物和环境“自己说话”,不刻意纠结具体的因果逻辑,只陈述现在的状况。“让现实映照内在,凸显电影的记录性。”路侃进一步补充。在现场氛围的营造方面,音乐几乎派不上用场,大量的现场声响成为电影叙事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呈现。
  电影的高潮集中在“一家人”最后被警方发现偷盗而分别接受问询的片段中。影片关注着每一个“小人物”各自的故事,当镜头推到人物的面部,神态各异的表情立刻屏蔽掉偷盗这一可以上升为道德层面的谴责,而展现出人性本身的喜怒哀乐。这使影片前部分“一家人”以偷盗为生的戏份成为一种次要的信息,也让人们先前产生的“善恶观”淡化几分。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刘宏宇认为,导演这样的安排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日本电影“真实客观再现”的特质。他认为,日本电影不掩饰、不歪曲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负面现象,对人性中的各种病态和罪恶甚至也不回避,从而使得故事饱满可信,立意深刻。
  日本电影看起来很沉闷,但它的魅力就在于,电影的最后总埋藏着一个“爆破点”。在经历漫长的写实性画面的酝酿之后,电影的情节会借由一个“转折点”来持续地推进,而电影的主题总能赫然树立起来,既在情理之中,却又在人们的思维之外。在谈到日本电影为何先要有一个 “沉闷”的开场,刘宏宇指出,日本电影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比较“闷”,这主要是因为含蓄而细腻的日本文化所散发的隐隐的魔力,日本人在展露情感时倾向于中庸和内敛,这也造就了日本电影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和风格。
  从20世纪50年代左右黑泽明的《无愧于我们的青春》《罗生门》到小津安二郎的《麦秋》《东京物语》,再到上世纪90年代岩井俊二的《情书》,日本电影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抛弃电影创作者对每一个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关注。对此,刘宏宇告诉《小康》记者,日本电影总是试图通过深入普罗大众日常生活,表现人性共通的属性,从而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深入日常的表现方式,遵循着“不说教、不粉饰”的中立立场,即使涉及英雄人物,电影也不会刻意拔高或歌颂,而是努力地展现英雄作为凡人的一个侧面,从而使得人物的呈现更加真实、更立体、更栩栩动人。
  但是,日本电影的“平铺直叙”最终的落脚点,并不是刻意地通过平视的角度来“取悦”观众,而是回归到人性关怀。《小偷家族》就是很好的例子。路侃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偷家族》的一大“亮点”就是,它没有突出犯罪描写,突出的却是艰难生存中的人性和情感的不灭,犯罪和畸形生态仅是维持这种不灭的手段,而非目的。
  
  独特视野 《小偷家族》独特的选材视野成就了其震撼的创作成绩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秘密”
  20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的低沉含蓄的风格初露锋芒,掀起一股清新的旋风,迎来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代。电影《罗生门》(1951年)、《地狱门》(1954年)、《宫本武藏》(1955年)纷纷被美国奥斯卡奖垂青。可以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获得,确立了日本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开始受到欧洲电影节的认可。黑泽明的《影子武士》、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分别获得1980年和1983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日本电影一鼓作气,充分地吸取其电影文化所提供的特有养料,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继续迸发其特有的光芒。在小栗康平的《死亡之刺》(1990年)、今村昌平的《鳗鱼》(1997年)分别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金棕榈奖,以及北野武的《花火》(1997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之后,2002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获得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2003年《座头市》的导演北野武夺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不得不承认,日本电影的总体质量和文化影响力在亚洲范围内仍然首屈一指。更令人关注的是,日本电影技压群雄的一大法宝,就是对其文化的开发和再造。
  《人生密密缝》讲述了一个日本中年人在知道自己的孩子有性别障碍后,继续给予孩子以温暖的故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刻画了一个想要寻求幸福却最终自杀的女人的一生。《第三度嫌疑人》延续着日本悬疑推理的叙事结构,最终探讨家庭关系给人们所带来的启示。《曼谷之夜》以泰国女人为故事讲述的起点,结合了日本的风土人情,讲述很多人的改变最终却换来了“一成不变”的无奈。
  可以说,日本电影中对不同群体的关注,使不同人群身上所透露出来的日本文化更为开阔和多元。日本电影中这种高度多元化的素材,被电影人进行某种程度的艺术透视和创作,向不同的人群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日本陌生而真实的文化景观。日本电影向生活“借学问”的艺术胆略,驱使其大胆地深入到生活中每一个微观的领域,创作出人们习以为常却意料之外的艺术作品。这样独特的创作思路,成为国际电影大奖青睐的理由,也让原本含蓄的艺术表现独树一帜地演化为一股清流。
  
  精雕细琢中的人文关怀
  同样作为亚洲国家,中国在电影创作方面也取得惊为天人的成绩。曾几何时,中国大陆电影在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带领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电影叙事和电影美学风格。1983年,张军钊执导的《一个和八个》开启了当代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序幕。随后,陈凯歌的扛鼎力作《霸王别姬》《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等作品,都敏锐地将中国文化和电影创作恰当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电影烙上了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的时代印记。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开场,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开端,实质上也是中国电影重塑艺术表现力的开始。在电影创作的浓厚氛围下,中国电影一气呵成地拿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即金狮奖、金熊奖、金棕榈奖,曾4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创造了国际影坛中的“中国奇迹”。
  但是,与日本近些年的电影创作相比,中国电影入围国际大奖的数量不仅泛善可陈,而且电影的制作逐渐进入一种“唯票房至上”的怪圈之中。这是因为,电影票房的飞升,可以使电影项目和电影投资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地膨胀起来,电影产业似乎迎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但是,在产业“圈钱”和“烧钱”的背后,潜伏着“狗血情节与粗制滥造齐飞,大片烂片与铺张浪费一色”的创作危机,艺术原本的创作力和想象力被人们遗忘,甚至是蔑视,这极大地污染着整个中国文化市场的鲜活和清新。
  中国电影近来在国际电影大奖的获得上频频“碰壁”,从制度上、人才上、技术上等各个方面都可找寻到一定的原因,但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现如今的中国电影越来越被视为“投资的游戏”,而不是艺术创作。刘宏宇对《小康》记者说:“业界很多人把电影创作更多地看作一种商业行为,同时却忽视甚至无视了其作为艺术作品的实质。事实上一旦放弃和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自然也就无法保证作品质量。”纵观电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其发展脉络和生存逻辑是更为凸显艺术性的表达。即使美国好莱坞式的电影形成商业电影的产业链条,巨额利润让电影向商品化、市场化的趋势迈进,但是市场化的前提依然是品质雕琢,依然是艺术表现,否则商业化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浮梦。
  一部好的电影,需要开拓,也需要守护。日本电影在它的发展之路上,面对外来文化和电影的侵袭时,显得更为克制。他们在借鉴欧美电影技艺的基础上,大量地释放日本或东方的伦理美学魅力,将东方儒家式的人道主义以及对普通群体的人性关怀用电影语汇进行极大地开掘、展现和散播。而这样的守护,一定不是在浮躁攀比中得以维护,而是在脚踏实地的基调中得以创作,用艺术的语言表达人性的处境。
  从日本电影的创作中,中国电影制作人可以学习和借鉴很多宝贵的经验。首要一点,就是中国电影人在创作上,要学会俯下身段,用心体会生活,用心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功用。刘宏宇就此表示,中国电影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要改变弥漫在业界中的一种华而不实作风。这种作风利用“假大空”的浮夸影像和空洞故事去欺骗观众。中国电影人应转而选择脚踏实地、放低姿态、尊重观众、正视生活,敢于从中发掘真实的人性困境和戏剧冲突。
  中国电影需要向日本学习的经验,还有一点在于对内容选择的兼收并蓄。现如今,全球观众既可以观看到日本电影中关于武士道等古老文化的题材,又可以了解底层人士在现代日本都市的生存状态,日本电影无所不包的选题风格,让创作者的艺术表现有了更大的空间,也赢得了更多的受众。以《小偷家族》为例,它独特的选材视野从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其在世界范围内震撼的创作成绩。路侃向《小康》记者表示,《小偷家族》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关注,关键在于其独特的选材思路。影片的人物独特、情感独特,六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边缘人隐秘聚居,组成一种秘密、隐忍、畸形、苦中“求生求爱求自在”的亲密感。这一底层抱团取暖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家庭伦理问题。这种情感、这种爱,不一定给人以感动,却也是一种苦涩的震撼。电影创作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艺术创作从来就需要放眼全球,广开言路,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寻求灵感和突破,从而避免形成自说自话的悖论。
  
  
《小康》2018年第09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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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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