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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财富的代名词，通过铸币权、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输出，在贸易中占据了完全的主动，在与北方辽、金的对峙中，通过自由贸易和货币战争，宋朝取得了长久的和平。
在中原封建王朝的谱系中，宋代完全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它在人文艺术、科技文化、思想政治以及社会治理、官僚体制、商贸财经等方面都显示出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光辉。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重农抑商政策几乎一直贯穿，唯有宋朝是财富的代名词，虽然长期处在北方游牧民族朝廷的攻击之下，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商业贸易的发达程度、都市的兴起和繁荣，却令人叹为观止。
大宋立国，注重文治天下，国家战略从唐末五代以来的长期战争逐步转变为享受生活、发展经济。面对日益严峻的边患，统治集团的战略是向北防御、向南发展，发展经济，藏富于民。以贡献岁币、岁赐，开放边境贸易为代价，先后通过澶渊之盟、庆历和议与北部的契丹辽朝、党项西夏达成停战。财富的积累、经济的繁荣需要通过劳动和交流实现，当然也可以通过战争和掠夺。宋代在严峻的边患压力下，通过割地赔款实现和平，客观上给战争双方特别是统治者和广大人民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多赢局面。百余年的和平造就了中原的高度文明。随着北地的边贸、南方的开发、远洋贸易和沿海经济发展，大宋令人艳羡的繁华达到了顶峰。
从对权力、土地和人口的争夺转为财富的争夺，公元十世纪以降的三百年间，因为宋王朝国家战略的转变，东亚大陆各王朝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裂变时期。游牧民族占据北方广大地区，宋朝经营南方。
澶渊之盟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协议：双方在边境设立榷场（集市），开展自由贸易。后来，在西夏的多次请求下，宋夏之间也开展了互市。北方和西北地区地瘠人贫，生产力水平低下，能够与宋朝的茶叶、丝绸、瓷器、酒水、稻米等进行交易的，只能是一些原材料和羊、骆驼、食盐等物。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双方不仅在战争年代里兵戎相见，而且在非战争年代的贸易过程中也曾展开铜币的争夺战。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和钱币学家彭信威曾提到：“当时铜钱最大的去路，是北方的金人。”
宋朝通过铸币权、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输出，在贸易中占据了完全的主动。由于马和弓弩、铁器和食盐作为战略物资被严格管制，特别是双方交易的货币是白银和大宋的铜钱，从而导致了双方贸易的逆差和不平等性日益严重。相比宋代的财政收入和贸易顺差，宋朝每年支付的岁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武力强悍的北方王朝，在自由贸易中被宋朝彻底掌控了原材料和劳动价值，甚至国家财政。
和平的环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使宋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地主、商人等中产阶级，农民和城镇手工业者，尽情享受和平与贸易的成果。边患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宋代的对外政策曾经有过几次变化，朝廷和一些激进的文人也有恢复北方的努力和呼声，而且在西北战场有所收获，然而由于重文抑武的国策导致军民孱弱和作战能力不足，每次都损失惨重。不得不回归通过和议稳定局势。尽管宋金签订海上之盟后，直接灭亡了辽朝，但是北宋也同样被金朝所灭。在国内，为增强国家的经济控制力，抑制豪强和民间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曾经通过王安石变法，试图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深入民间，但同样遭到抵制和失败。
宋与北方辽、金的对峙，通过自由贸易和货币战争，取得了长久的和平，政治开明，民间富庶，经济繁荣，文化教育和科技创新冠绝天下。
《小康》2018年08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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