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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其中“八大关系”是重点与难点。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将稳步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在此过程中，要统筹协调和妥善处理八个方面的关系。
一、一核与多元的关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和突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决不能虚化、弱化，更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正义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既表明在诸多社会治理主体中党的领导居于核心地位，也表明要统筹协调好党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构建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新体制。进而言之，一方面要加强党的领导，确保社会治理在正确的政治轨道上运行，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改善党的领导，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充分调动和依靠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好党与其他各类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形成“一核多元、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
二、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维权与维稳是社会治理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相互依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很突出、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而其中大量问题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倡导服务为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坚持源头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多个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积极的变化，信访和社会治安形势根本好转。比如，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各项社会政策的完备，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引发的职工下岗潮已不会再出现；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进，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也已基本结束。这些积极的成果充分表明只有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才能消除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才能促进社会长治久安。
三、秩序与活力的关系。追求秩序和活力的统一是社会治理对社会管理理念的重要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为了有效激发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乃至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社会，把该由地方和基层政府去做的事情权力下放，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社会与市场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鼓励和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努力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人心情舒畅。在具体工作中，努力改变简单依靠管卡压罚、硬性维稳的做法，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社会治理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四、物质与心理的关系。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对心理服务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学习压力、竞争压力、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的家庭、熟人社会的支持网络却日益变小，新的社会支持的网络又很不稳定，难以满足人们的情感和心理需要，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浮出水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
五、常态与应急的关系。社会治理包括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治理和突发事件发生状态下的应急处置两种类型、两个环节。长期以来，理论界对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常状态的社会风险治理，例如，利益关系如何协调、风险如何防控、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何解决等，对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研究不够、准备不足。实际工作部门对风险治理重视不够，往往抱着侥幸心理，总认为不会发生突发事件，等到真的有了问题、有了突发事件时又手足无措，经常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新时代，既要重视常态的社会治理，也要重视非常状态下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做到平战结合，把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结合起来，共同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借国家应急管理部成立的东风，以“一案三制”为抓手，按照“补短板、织底网、强核心、促协同”的思路，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升我国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六、顶层与基层的关系。社会治理创新既要进行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更要鼓励和支持基层的实践探索，把社会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社区。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分组审议，就社会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随着社会治理实践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的重心所在。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重要的政策规定充分彰显党和政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视，也必将有力地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其社会治理的任务、方式也有差异。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外来人口成为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原因，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社会关系和社会需求结构越来越复杂，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近年来，各地在城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为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城镇化大发展的同时，我国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甚至衰败化的现象。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社会以村落共同体为载体，人们熟悉程度高、同质性强，村规民约、家族文化、传统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因此要用好传统社会和文化资源，构建起符合乡村特点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自治、他治与共治的有机结合。
八、现实与网络的关系。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快速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既独立于现实社会，又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联，成为人类历史上新的生存交往空间和方式。网络社会的诞生虽然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购物、交流交友等带来极大方便，但是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往往充斥着暴力、色情、欺诈、谣言等有害信息，信息安全存在隐患，一些言论不理性、不负责甚至有政治目的，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作为绝对意义上的网络大国，统筹开展现实社会的治理和网络社会的治理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小康》2018年第07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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