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力 号角已经吹响，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关键性、结构性、引领性改革的中国第二轮大改革序幕已经全面拉开。
四十不惑。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攻坚战形势逼人，深化改革时不我待。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如何推进？新的动力何在？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个“关键一招”里，蕴含着一个国家繁荣兴盛的秘密，蓄藏着一个政党革故鼎新的动力。
人们常说，四十不惑。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攻坚战形势逼人，深化改革时不我待。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如何推进？新的动力何在？《小康》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进行了采访。
改革共识就是最大的成就
《小康》：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方方面面，请问在您看来，最伟大、最难得的是什么？
刘元春：第一个成就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二个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作出一个全面探索，解决了我们过去社会主义定位与市场经济定位在理论上的冲突，弥补了在理论上的这种鸿沟；第三个是全社会取得全面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且这一共识已经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已经形成改革开放这样一种文化。
当然，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的最集中体现依然是中国经济的奇迹。
魏加宁：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种机制化的制度安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本上所有的三中全会都在研究改革，所以通过机制化、制度化，改革成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也可以说，改革本身是有共识的。当然，随着时间的不同，改革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有时高潮，有时低潮，但是大方向是民心所向，也可以说是党心所向。虽然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但是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是有共识的。
二是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摸索出了一些宝贵经验，例如：以开放促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等等。改革本身在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方法。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规律，就是说，每当我们遇到了经济困难、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再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首先，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称之为“第一次思想解放”；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着“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展开的大讨论，我称之为“第二次思想解放”；上世纪90年代末，大家围绕着“加入WTO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我看来，这就是“第三次思想解放”。
今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了“三个再”，即“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我想就是遵循了这一基本规律，彰显了推动改革的坚强信念，昭示了加快改革的坚定决心，为当前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小康》：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成功？过去40年改革具有怎样的特征？
刘元春：成功是因为我们形成了全国上下共同激励的体系，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不仅仅有利于共产党，不仅仅有利于政府官员能力的发挥，不仅仅有利于民众福利的增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大量体制内、体制外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形成了增长发展的合力，大家都从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中的不同角度得到了这种利益增进，从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制度摩擦、制度冲突，使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做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这种激励体系有着重要的政治保障。我们有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党集体领导这种权威，它不仅改革方向坚定，而且实施有力度，坚持了40年。从其他国家来看，很多改革都是半途而废，朝令夕改，导致社会动荡。但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在共产党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改革方向，坚持改革政策的穿透力，坚持了这种发展相对的共享性，从而使改革开放这一进程具有了连续性。不仅仅方向正确，而且有实施的能力、政治保障、实施的方法和策略。我认为，这一点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魏加宁：过去40年的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实现了良性循环。每当遇到了困难、遇到经济危机，都是思想解放带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基本特征。
刘元春
重塑激励机制
《小康》：下一步，新一轮改革需要怎样的新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在深水区，我们的改革逻辑应该如何调整？
刘元春：针对全面深化改革来讲，它的动力机制核心点还是在于民族复兴，人民要有很强的大国崛起的理念，要保持一种崇高信仰。
为了整个民族的复兴，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总体的动力体系，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构建一系列的微观体系，使我们企业的增长和发展能与社会进步相契合，社会经济发展与整个民族复兴相契合，政府的治理和党领导的科学化相契合，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创新者之间形成利益共融体系。
因此，我们下一阶段的改革就需要符合新的发展理念，政府目标与增长目标的契合要进行重构，未来政府一系列考评目标、竞争目标，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简单讲就是从追求GDP转化为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这就要求我们把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指标体系、考核体系进行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分拣，成为各级政府官员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一个新动能。
同时，我们的政府也要通过自身改革为市场建立一个很好的服务体系，弥补市场缺陷。重构政府的目标和利益结构，是我们新一轮改革的关键点。下一阶段，培养出一批政府官员，使他们的目标函数与中国发展、中国增长的目标函数相契合，是我们构建改革新型动力机制的关键。
表面上看是要塑造亲清政商关系，本质上还是要进行政府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多新发展要素，利益诉求多元化，为此我们利用政府力量建设市场也不再是简单的驾驭，而是必须转变为政府服务市场。
未来的改革不会像过去那样有几个大的简单领域改革就能让所有人都获利，不会是简单地建设市场的改革，而是政府更多的自我改革，完善市场空间，拓展市场空间，更多的依靠重构政府目标函数，使之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体制发展目标函数相契合。这是关键。
魏加宁：那么，如何来寻找新的改革动力呢？我认为关键是标准要提高、目标要提高。应当看到，虽然现在硬件上的差距缩小了，但是在“软件”方面，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软的基础设施”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其实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近几年，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明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将之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九大则更加明确提出了我们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现代化。这就是抓住了当前的短板。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通过解放思想，形成改革共识，从而推动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依然适用。不过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今天的思想解放要做什么事情呢？以前我们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改革红利，今后可能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红利，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有制度创新、理论创新；要想技术创新就必须有制度创新，要想制度创新就必须有理论创新，而我们现在最急缺的就是理论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应当成为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
另外，改革的某些方式方法可能也需要进行适当调整。比如，要从“关门搞改革”转变为“开门搞改革”。过去，我们搞改革都是很小一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关起门来小范围研究方案，进行“顶层设计”，然后进行试点推广，于是就会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我们的某些政策一出台，就会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事前的功课做得不到位，政策出台前缺乏公众的广泛参与，包括老百姓，也包括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要让公众能够广泛参与事前讨论。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更多的是参与式决策，分布式决策、治理和管理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谓“管理”是自上而下的，而所谓“治理”则是要全民参与。所以，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已经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分布式决策、去中心化，我们的决策机制也必须适应这个时代。而从技术角度看，互联网时代，全民广泛参与的分布式决策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规律来看，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小康生活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也会产生更高的精神追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既存在着需要，也提供了可能，我们必须顺势而为。
魏加宁
引领自信开放新风尚
《小康》：您如何看待今后中国深化改革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预判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
刘元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已经从过去简单的富起来阶段迈向了强起来的阶段，世界环境对中国而言，本身经济扩张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因此对我们未来的改革来说，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相比，改革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仅仅要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搭上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要在世界新一轮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地缘政治兴起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高举开放、自由体制，使全球重新回归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上来。因此，我们担负的责任更大，世界分工格局、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大国间的冲突摩擦，都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战略精度、战略实施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这样的大环境也要求我们在内外联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方面有更高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以外促内这样一种模式。不过，与以往相比，我们会发现以外促内的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我们在经济体系、社会、文化、环保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引领性大国，实现民族复兴。
魏加宁：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介绍两个背景。第一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参与了当时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牵头的一个“和平崛起”的课题，他提出这个课题的初衷是因为当时国际上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郑校长提出“和平崛起”战略，目的是以和平回应“中国威胁论”，用崛起回应“中国崩溃论”，说明中国不仅不会崩溃还会崛起，但是在崛起的过程中，绝不会威胁到别人，这是“和平崛起”战略的一个基本逻辑，对此我是非常赞赏。
第二个背景是2012年我参加了中财办刘鹤主任牵头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课题，该课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北京大学五家单位共同完成。这个课题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形势做了一些研判，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当时提醒要警惕国际上出现的三种倾向，即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现在都已经应验了。
通过参加这两个课题，我认为，中国当前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警惕出现盲目自信，以前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绝不能放弃。
现在有一种论调，称中国要接替美国做老大。在我看来，这不是中国的目标。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做一个“正常”的国家，所谓“正常”就是指：既不能让别人欺负，也不能欺负别人。正如我们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既不要争当发达国家的“牛尾”，也不要争当发展中国家的“鸡头”，而应当努力当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中国应当积极促进国际协调，尽全力防止国际社会重走“大萧条到二战”的老路。为了消除危机的根源，中国还应当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营造一个推进改革的良好国际环境。
政府改革是关键
《小康》：“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请问深化改革，您认为接下来最难啃也最急迫要啃的硬骨头是什么？
魏加宁：最难啃的是政府改革、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
政府改革是这一轮改革中的重中之重。要想全面深化改革，当务之急是要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如果政府自己不改只改别人，改革将很难持续。因此，政府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环节和首要任务，也是改革的难点所在。政府改革如果能够真正走在前面，对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引领改革全局、提高改革公信力的关键性作用和先导性意义。
关于财税改革，下一阶段，应当先理顺央地间事权关系，再理顺央地间财权、财力关系，最后是进一步规范各级预算公开。
金融改革也同样面临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即先改革还是先开放的问题。从稳妥的角度看，还是应该首先加快推进国内的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民营化以及金融安全网三大基础性改革。这三项基本改革做不好或者不到位，其他方面的改革就无从谈起。
刘元春：在我看来，最难的还是政府改革。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我国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要重构政府的目标函数，第二要界定政府服务市场的定位，要求政府从过去的管制型政府、投资型政府真正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
这次改革提出了几项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明确该市场管的要交给市场，该政府做的就要由政府来做，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构，为下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这个时机非常好。第一，因为中国已经步入新时代，过去传统的改革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下一轮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出现的矛盾已经严重限制中国经济基础进一步夯实、进一步发展。第二，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经过压倒式的反腐运动，我们已经夯实改革的政治基础，使我们的改革有了坚强的政治后盾。第三，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尤其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大家形成共识，必须改革。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天时地利人和。
号角已经吹响，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关键性、结构性、引领性改革的中国第二轮大改革序幕已经全面拉开。
（链接）
改革开放大事记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
设立经济特区
1982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1984年
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6年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
1987年
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
1988年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92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1993年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进行分税制改革
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目标
1994年
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1992、1994年
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施行
1995年
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
1996年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997年
“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1999年
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2001年
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2002年
“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03年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提出
2004年
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国九条”颁布
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
保护私有财产入宪
2005年
农业税条例废止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
2006年
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决定
2007年
《物权法》出台
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2008年
央行六年来首次下调贷款利率
2009年
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
2010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审议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011年
《社会保险法》将施行
2012年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
中央制定改进作风八项规定
2013年
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启动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2014年
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出炉
全面深化改革
反腐肃贪重典治乱
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举办APEC北京会议
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5年
首次提出“互联网+”计划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
2016年
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居住证暂行条例》开始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开始施行
杭州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人民币进入SDR正式生效
2017年
厦门市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全面改革强军战略渐次展开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形成“1＋3+7”的新格局
批准建立雄安新区
《小康》2018年03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