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均9.6%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中国为什么能成功？改革的亲历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告诉你答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正在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不过，历史是连续的，40年前，中国很穷。1978年，中国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究竟有多穷呢？
众所周知，现在世界上最穷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均GDP为490美元。但1978年时，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50美元，还不及世界上最穷的地方的1/3，人均GDP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三。1979年，我到北大上学，吃饭都是个问题，碳水化合物太多了，蛋白质太少了。
那时候的中国不仅贫穷，而且非常“内向”，当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仅为4.1%，进口占5.6%，两项加起来只占9.7%。也就是说我国90%以上的国民生产和国际经济水平无关。
当时的中国和其他贫穷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大量人口在农村。按照统计指标，当时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同时按照当时国际贫困线划分，中国有84%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
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均9.6%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犹记得，改革开放伊始，小平同志定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当时我们计算了一下，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7.2%。作为一名研究生，当时的我根本不相信中国可以实现这么高速的增长，因为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有一个在发展经济学上大家普遍接受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除了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复苏期，很难实现长时间的超过7%的高速增长。所以我认为小平同志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中国有一句古话，“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所以，当时，在我看来，小平同志提出一个比较高的目标，鼓励大家为之努力。40年过去了，回过去看，我们不仅年均增速平均达到了9.6%，而且维持的时间不是20年，而是40年。在一个人口众多并且那么贫穷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这就是一个奇迹。并且我们经济开放的速度也非常快，国际贸易的增速比经济增速更好，40年中平均每年增长14.8%。
水涨船高去世行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2017年我国人均GDP由原来的150美元增长到了946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在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原来出口很少，75%都是农产品，而现在出口97%以上都是制造业产品，也因此被国外称为“世界工厂”。有哪些国家曾被称为“世界工厂”呢？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后来变成美国，后来是德国和日本。
更值得自豪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超过7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什么含义？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开始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当时出现了很多国际发展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等等。它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一盘算，2000年中国人口已经接近7亿人，如果把中国将近7亿的减贫人口排除掉的话，二战以后，世界贫困人口是不减反增的。但是如果将中国将近7亿减贫人口算入其中，公元2000年新千年开始的时候则被称赞“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减贫努力取得了成功”，这个成功就是中非的贡献。
我曾有幸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说实话，这不是凭我个人的学识，那个位置在国际经济史学界被认为是全世界所有经济史学家最高的职位，我在世界银行是第九任首席经济学家，前八任都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这种世界最顶级大学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不仅在经济学上取得成就，而且也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例如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等。作为一名普通的北大教授，我怎么会有机会去担任这一职务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对世界减贫作出的贡献，他们需要一个稍微懂一点中国经济的人。水涨船高，我就去了世界银行。
图为林毅夫教授在“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讲座中讲述他对改革开放的思考。
穿越危机
过去的40年，中国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人特别喜欢出国，因为出国不仅能开眼界，还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只要出海关就可以买“三大件”，出国半年到一年的可以买“六大件”。我1982年去美国留学，1987年回国，可以买“八大件”，结果我就买了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以及四个电风扇，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家有四口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电风扇，那生活多好啊！”
这段时间，不仅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大改善，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也非常多，最明显的贡献就是中国的稳定快速发展。
这40年，世界是不平静的，尤其是爆发了两次影响深远的金融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当时增长最快的东亚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可能需要10年、20年才能缓过来。但其实1997年爆发危机，2000年以后这个地区的经济就开始了同过去一样的高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人民币没有贬值。按照常理，一般爆发金融危机会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再加上中国是个出口大国，外币贬值本币坚挺对出口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如果人民币随之贬值，则很容易形成竞争性贬值，加剧东亚经济动荡。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没有落井下石，而是选择保持了人民币的坚挺，帮忙阻止市场动荡。再加上中国维持了8%的增长，成为当时整个东亚经济的“稳定阀”。
接下来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是二战以后，第一次爆发这么大的经济危机，也是从1929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股票迅速下跌，贸易急剧萎缩。人们的看法依然很悲观，认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现在来看，影响的确很持久，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一般在2009年、2010年就已经停止了经济下滑，只是没有恢复危机前的强劲增长。
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还是中国。中国在2008年底碰到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2009年开始推出4万亿的财政政策，紧接着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然后拉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第二季度开始复苏，发达国家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停止衰退。这一轮经济复苏依然是中国领先。而且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超过30%。
南南合作 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展了多项对外合作交流，图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毕业典礼。
供图／北大国发院
渐进式双轨制VS休克疗法
人们不仅没有预期到中国可以延续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而且也没有预期到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一直没有出现过大幅下跌。
中国刚开始转型的时候，其他诸如苏联、东欧、南亚等一些国家也在转型。当时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须一次性把所有政府干预取消。就好像过河一样，必须一鼓作气跳过去，如果想分两次跳就会掉进河里。当时认为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华盛顿共识。而对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的双轨制，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共识不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几乎囊括了国际上所有顶尖的经济学家。有个笑话说，你拿一个问题问经济学家，他能给你六种答案，每一种答案都有人在应用。但是在1994年，出人意料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按照休克疗法，先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然后财政稳定化，不能有财政赤字，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
此外，当时还有另一种共识，就是像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制度，既保留市场又保留政府干预是最糟糕的办法，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要糟糕。
然而，事实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不过大家依然很顽固，认为这种发展不可持续。所以在过去这40年中，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声音从未停歇。
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理由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中国崩溃，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成为这40年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维持稳定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站在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事实，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义务。说是机会是因为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的“时代是理论之源、实践是理论之本”。理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国为什么能成功，它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那就是理论创新。同时，我想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过去为什么会这样，那就很难对未来有所把握，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背后的道理想清楚。而且，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会有贡献，对其它发展中国家也会有指导借鉴意义，因为它们遭遇了同样的挑战。
意气风发 北大国发院创始之初，整个中心只有今天被尊称为“创院六君子”的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六位教授。
中国为什么能成功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几个为什么，一是为什么人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的新中国在1978年之前会那么穷，二是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苏联东欧国家不像中国稳定快速发展，反而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改革开放以后40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高增长。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西欧在18世纪以前的收入水平在当时已经算是高收入了，但是当时他们平均每年经济增长只有0.05%，收入翻一番需要1400年。从18世纪以后他们的经济增长突然提高了20倍，从每年平均0.05%的增长变成了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时间也从1400年减为了70年。然后18世纪中叶到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收入翻一番所需时间也从70年缩短至35年。一些经济史学家将这个变化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变化。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18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收入增长必须是真实的增长，而真实增长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水平的提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每个劳动者可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二是不断涌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然后人们可以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这是事物长期增长所必需的机制。
这个机制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了经济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都必须依赖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二者之间有个差异，发达国家现有的技术、产业通常代表了同时期世界最高水平，因此他们的技术创新必须依靠自己发明。发明，可以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单从成功者看，它的回报很高，但是平均来看，算上失败的绝大多数，它的回报其实并不高。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发达国家的内涵不同，发展中国家，所谓创新就是生产所用技术比现在好就是技术创新，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入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就是产业升级。这也就是经济学上常说的“后来者优势”。通过引进、模仿、借鉴，后来者的创新成本和风险要比自己发明小得多。从理论上讲，既然成本风险小多了就代表速度可以快很多。但是具体能快多少，理论上说不清楚，理论上只能说它有正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利用后来者优势，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加速我们生产水平的提高，这就是中国持续40年高增长的最根本的道理。
也许有人会问，自工业革命以后中国从大国一路下滑，后来者优势，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了至少一两个世纪，为什么那个时候发展速度那么慢，而改革开放后就这么快呢？我的回答是，思路决定出路。
以前我们也想要让老百姓过上和发达国家老百姓一样的幸福生活，也曾提出过要发展同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但这就会碰到一个问题，最先进的技术往往都有专利保护，即便我们愿意付专利费，人家也不一定同意卖。怎么办？自己发明。自己发明其实就是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必须和发达国家付出同样的发明技术成本。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些产业基本上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在当时的中国，资本极度短缺。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没有竞争力，企业也不会去主动发展。但是当时人们还有这个概念，只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某一产业发展不起来，就认为是市场失灵，就认为应该发挥政府有为的作用，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压低各种价格信号，把产业做起来。这种方式有利有弊，一方面它让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很快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它也使得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限制了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我们开始去发展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就拥有竞争力，就能站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进行资本积累，进行产业升级，小步快跑，实现赶超。
其实，不只是中国，二战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遵循这样一个模式，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
要解决的问题是共同的，问题的性质也是相同的，为什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呢？原因是方法不同。当时大家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扭曲了各种价值信号，直接配置各种资源。
治理政府失灵，当时的经济学界，包括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出人意料地达成了高度统一的一个共识，即转型要成功，必须把各种扭曲都取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华盛顿共识，用休克疗法的方式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最后维持财政平衡宏观稳定。并且强调如果不完全取消，情况会更糟，理由是政府过度干预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造成腐败，造成寻租，造成效率低下。
理论上说得非常清楚，但是为什么推行的结果却和理论正好相反呢？为什么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危机不断？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过去那些政府干预存在的理由搞清楚。正如前面所说，这些政府干预是因为这些产业都属于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规模很大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并没有多少生存能力。一旦干预取消，必然会走向破产，造成大量失业，从而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另外，因为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是与国防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旦它们出现问题，国防就可能崩溃，因此为了国防安全，即便是私有化了，政府也不能让它倒闭，依然要进行补贴。结果就是越补越糟。
2022年中国有望成为高等收入国家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办法，除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别忘了还有“与时俱进”。经过40年快速发展，我们发展成为了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原来很多没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如今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保护补贴也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为了现在的锦上添花。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这些行业或者企业，完全可以将其推向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各种价格信号便能捋顺，各种干预便能消减，从而压缩了腐败的空间。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否定政府作用，在这个过程依然应该有所为，也能有所为。例如，新的产业想要培育竞争优势，需要克服先行者积极性的问题，要克服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问题，这些都是企业解决不了的，必须由政府来做。市场是必然的，要想形成有效的市场，政府有为是前提。
如能如愿，中国的经济还能发展多快，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常说，中国从2008年开始每年还有8%的增长潜力，并且这种潜力可以维系20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讲的是增长潜力，它与实际增长是不一样的，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7年的韩国。参照它们的发展经验，同样利用后来者优势，它们维系了20年8%到9%的增长，所以我认为保守估计，从2008年以后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可能。
但是，增长潜力不等同于实际增长，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原因是增长潜力源自供给侧，取决于生产面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等因素，而实际增长则多少要看需求面的表现。我们还没有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一点。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但这不是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同样的时间里，其他国家增长速度下滑的幅度也比较大。因此，我认为8%的增长潜力对中国而言代表着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并且我们发展的条件也比较好，虽然现在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我们产业结构中的中低端正在向中高端升级，并且在升级过程中，后来者优势依然会发挥作用。另外我们的财政、储蓄、外储等情况都比较好，因此我认为，未来十年实现6%以上的增长完全有可能。据我预计，只要我们能够维持6%以上的增长，到2022年左右，我们将有望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这道门槛，从中等收入步入高等收入。然后在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无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还是按照当时的市场计算，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我想这都是一个里程碑。
站在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进行环视回顾，我们发现，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理论政策做成功的，那些成功的，从当时来看都是错的，而当时要去坚持那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中国人讲，读书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对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能摆脱“西天取经”的心态，总认为发达国家一定有它的道理，学会了发达国家的道理，拿回来应用于我们国家，就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如果不能用来改造世界，那么认识世界也就没有意义。发达国家的很多理论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经验事实却证明，照搬这些理论、方法，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实发达国家的理论已经暗含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性，而发展中国家与之相比，不仅落后，还有很多扭曲。有扭曲就有代价。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成为了“两张皮”，好像学习了理论对认识世界，尤其是认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特别有说服力，但一旦付诸实践，就会遭遇普遍失败。这些理论反而成为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障碍。
这些年，我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叫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这些结构性差异造成了两者在产业结构、制度安排、金融安排，以及对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需求不一样，然后从发展中国家自己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总结它背后的原因，提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
40年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希望我们都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编者注：2018年3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讲座，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并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研讨未来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林毅夫教授是第一讲。本系列讲座也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庆祝北京大学成立120周年的活动之一，同时也是“朗润·格政”系列讲座之一。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根据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小康》2018年03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