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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小康》下旬刊
  栏目:文化
一个文化外交官讲述“中国故事”

★文 /《小康》记者 刘源隆

  文化使命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从事了35年文化外交工作的车兆和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
  
  车兆和,1982年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他先后在菲律宾、美国、以色列、土耳其、南非、韩国工作,是文化外交领域的专家。面对《小康》记者,他谈起了自己35年来工作中的各种故事和自己总结的经验。
  
  “我当时所乘的航班上大多是中国人。”作为1989年后,文化部第一批外派常驻人员之一,车兆和当时被派往我国驻美国大使馆任二秘,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经旧金山入境。当时的情景,他铭记于心。
  飞机上大部分是到美国看望留学生的家长。家长们为孩子带了许多吃的东西,有方便面、火腿肠、木耳、蘑菇、黄花菜、玉米面,等等。有些东西是美国海关禁止带入境的,因此所有行李都要打开检查。当时美国的海关人员对中国人非常粗鲁,高声呼喝,还推推搡搡。
  车兆和看不下去,就走过去对海关人员说这些中国人不懂英语,需不需要他的帮助。这让海关人员很不耐烦,就要检查车兆和的护照。车兆和拿出一本“红皮护照”交给他,那位海关人员凶狠的表情一下子变得笑容可掬,“先生,您请走这边。”他指着“外交人员通道”说道。
  车兆和大声地说:“请对待他们好一些,他们不懂英语。”
  当车兆和转身离开,他听到那位海关人员对同事说:“今天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外交官。”
  “当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当时,我们国家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在面对西方国家时是非常弱势的。车兆和说当时在国外推广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远比现在要难得多。然而就是当时的种种困难,使他格外珍爱这本二秘“红皮护照”。“就是这本护照,让我坚定了在文化外交战线奋斗终生的决心。”
  这一干就是35年。
  
  洛杉矶郡郡长安东诺维奇向车兆和颁发奖状,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
  
  “文化交流终究要回归到文化本身”
  “外交一翼,搭台唱戏,服务大局,文明互鉴。”是车兆和在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记事时所概括的,“也是不同时期我国对外交文化交流所遵循的原则”。
  “外交一翼,尽显神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80年,我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先文艺后外交”指示,文化部配合外交大局,组派中国杂技团、中国京剧团、中央歌舞团等出国访问演出,同建交国家与非建交国家的艺术家和人民接触,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努力打破西方制裁与封锁,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在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中国政府曾7次组派艺术团,参加在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芬兰等国举行的第2届至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会’。起到了重要的‘开路先锋’的作用,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在“文革”期间,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也不乏“闪光点”,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车兆和说,“这一时期,因为国内外的因素,导致文化交流呈现‘少而精’的特点。”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全国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改革开发力度的态势。“对外文化交流要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于是出台了‘文经结合’和‘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活动,推动经贸,引进外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据车兆和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从美国回国,发现很多同事朋友辞职,“下海”经商,“这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生态,而在国外的工作,我们也开始努力开拓海外商业展演市场”。
  到了21世纪,文化部贯彻十五大方针,制定了新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的总体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四个服务’,为外交大局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统一大业服务,为文化事业自身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尤其是为文化自身的发展服务,这在之前是不能提的,也是不敢提的。其实无论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经贸服务,都只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阶段性的方针政策,如果作为长期的方针政策是有失偏颇的,文化交流终究要回归到文化本身。”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所做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一种更高的视野与更大的格局来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也让我们对于世界其他文化更加理性、不断包容、互相借鉴。车兆和表示,“‘一带一路’跨越世界五大文明区域,相关国家60多个,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认真学习研究沿线国家的文化,找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切入点,打造沿线国家文化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和必须做的。”
  
  与美国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2002年,车兆和读到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国情咨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从遗传基因上说,我们黑人和白人99.9%是相同的。”这让车兆和感想颇多,“我当时就想,人类的基因99.9%都是相同的,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有了如此巨大的差异?”
  2009年在出任我国驻韩国使馆文化参赞时,车兆和去拜会韩国外交通商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司长。“我们谈完正事后,他用不熟练的中文对我说:‘我的祖上来自中国青岛,姓赵。’”车兆和当时很惊讶,也很高兴。
  “我在想:他祖上是中国人,现在是韩国人;或者说祖上是汉族,现在是朝鲜族。他的这种转变又是什么来定义的呢?”
  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从事了35年文化外交工作的车兆和对于文化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其实,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文化,是文化真正区分出了民族与人种的不同。”
  “在文化交流当中,首先就是‘文化自信’,没有自信,最后就会被别的文化所同化。”车兆和对于我国一段时期内曾出现的“文化自卑”现象深恶痛绝,“我国是拥有着优秀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国,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不了解,不学习,毫无底线和原则地盲目崇拜、吹捧西方的文化,这不叫虚心,也并非包容,而是赤裸裸的下跪。”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当时的人们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所威慑,很多人就认为我们的文化不如西方,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文化不仅不是落后的,反而有着极大的优势。“我们应当自信,更应当把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播给世界更多的人们,让我们祖先留下的杰出智慧、丰富的文化传递给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
  “我在韩国工作时,正是‘韩流’在中国日渐式微之时。韩国政府和文化界正为此事着急,韩国媒体和政府文化工作者,多次采访我对‘韩流’的看法,他们总问我如何让‘韩流’在中国保持经久不衰之势。”
  车兆和对此不以为然,他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及各种场合讲话时,反复表述:“作为中国驻韩使馆文化参赞和首尔中国文化院院长,我肩负两个重任,即弘扬中华文化和引进优秀的韩国文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单向不是交流,而是输出或输入;输出过多或输入过大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本国或对方国民都会产生逆反心理。”
  “只有双向交流,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车兆和肯定地说。
  
  
  与美国前国务卿奥尔赖。
  
  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走破脚皮
  “作为一名文化外交官,首先要懂外交,要了解外交政策,善用政策谋略,会交涉,能办事;其次要有文化,要有较深的文化底蕴、较丰富的专业知识,有相当的文化修养;第三要学会把外交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拿在手中、干起来、管起来。这应成为我们对文化外交官的基本要求……”这是文化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蔡武总结的。
  一直以来,车兆和就是按照这样的自我要求去工作的。“如果文化外交官既不懂文化,又不懂外交,最后只剩下个‘官’字,这不就是个‘小官僚’吗?世人最痛恨不学无术的‘小官僚’,他们可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自己决然不做!”
  对于外交,在车兆和看来,是充满技巧的,不能一味地强横,也不能一味地妥协。“晚清的外交思维就是妥协、绥靖、避让,这是当时的国力所决定的。”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步强大,“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既要包容世界,求同存异;也要影响世界,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去年9月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去世了,车兆和向记者回忆起了他曾与佩雷斯交往的一段趣事,那时的车兆和还是一名外交战线的年轻人。
  1995年,车兆和被派往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工作。次年,我国驻以色列大使王昌义宴请刚刚卸任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佩雷斯。“我们原以为佩雷斯会穿正装来赴宴,因此我们都穿西装打领带,衣冠楚楚的。”
  没想到“老佩”出现时上下身穿的是不同颜色的服装,还没有打领带。“他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王大使是讲法语的。他不先开口,别人也不好说话。”因此,当时在场的人员尴尬地站立数秒钟,不知说什么好。
  车兆和当时站得靠前,为了打破尴尬,他走上前去,靠近佩雷斯的耳边说了句“悄悄话”。佩雷斯哈哈大笑,然后也凑近他耳边嘀咕了几句,车兆和也会意地笑了。站在前面的王昌义大使笑着问他们在嘀咕什么。
  车兆和当时说的是:“总理先生,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帅气得多!”大使又问佩雷斯说了什么。车兆和没有直接回答,他面对佩雷斯说:“王大使问您和我说了什么。”
  佩雷斯说,“你若是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就好啦!”这话逗得全场人哈哈大笑。那个晚上,整个宴会气氛活跃,轻松愉快,大家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似的。
  “在外行人眼里,外交是项很风光的工作,其实不全是。风光、热闹、体面、尊严只反映了事务的一面,其后面还有艰辛、隐忍、委屈、寂寞和孤独。”
  2002年,车兆和被派往南非,是中国驻南非使馆首任文化参赞。时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说,“在非洲工作,就要发扬‘三皮精神’,要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要知难而上地开展工作!”车兆和说起在南非的经历,虽然充满艰辛,但却令他很是怀念,“我们在工作实践中还增加‘一皮’,即‘走破脚皮’。我们走遍了南非的各个城市,有些地方治安极差,致使我们的汽车被砸、手提包被偷、被抢等。
  “文化外交还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学而不厌是其基本要求。” 在南非常驻期间,车兆和的大部分周末和节假日都是在淘书、看书、译书中度过的。他曾拜南非作家大会主席奥利芳特为师,在其指导下搜集、研习、翻译南非名家的文学作品;还曾两次拜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莫,并当面请教。在两位文学大师指导下,他完成了《红宝石——南非短篇小说精粹》的翻译工作。小标题:把坚持传递给年轻人们“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外交工作有种倾向,即追求‘大’,文化交流项目似乎成了越大越好,过分追求‘大制作’、‘大手笔’,但往往达不到‘大影响’。”
  几年前,在国内盛行以某一艺术形式命名的“年”文化系列活动:国际交响乐年、国际歌剧舞剧年、国际美术年等;以“中国文化某国行”命名的系列活动:中国文化美国行、非洲行等。在车兆和看来,这些文化活动有时会只追求“大”,而忽略了“小”。这种现象导致我们对艺术家、学者、小型艺术团组之间的交流等基础性工作重视得不够,在经济投入方面相对也很少。
  车兆和表示,举办大型活动的经费投入是惊人的,一场开幕式演出费用少则百万,多则千万。“举办耗资如此巨大的文化活动是否值得?是否能达到效果?”车兆和说在文化外交领域其实大家也都有共识,那就是“文化的传播交流是润物细无声的。”可是大型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庄稼需要‘暴风骤雨’也需要‘和风细雨’。这两者都需要,但是基础性、长期性的文化交流活动更具长远效果,切不可因其缺乏轰动性就因噎废食,也不能盲目求大,对于活动细节敷衍了事。”
  还是在以色列,车兆和就曾被以色列人对于艺术的严谨所感动。1996年6月,他收到国内指示:于8月间在埃及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后,即在以色列举办同一展览。按照国内要求,车兆和带着展览介绍、作品小样,立刻联系场地,最后锁定特拉维夫艺术馆。然而,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却以“筹备时间太短,难以承办”为由,予以婉拒。
  车兆和并不甘心,邀请了特拉维夫文化局长和特拉维夫市政委员(相当于我国市委宣传部长)一同前往博物馆沟通。然而面对着政府官员的施压,博物馆馆长坚持己见:“恕我直言。一,看不出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二,展览前言只是一份广告;再说了,筹备时间太短,只有两个月时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时的气氛很尴尬,那位馆长最后说:‘这样吧,展览可以在两年后举办,我做策展人。’”就这样,他们三个人扫兴而归。回到使馆,车兆和反复翻看展品小样和展览前言。“我越看越生气,气的不是那位馆长,而是我们的策展人水平如此低劣。的的确确,展览的照片就是大杂烩,其内容与主题关联很小。这样的展览就算真的展出了,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从此车兆和无论到哪一国家工作都会坚持自己的理念,尽自己全力去推动基础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并要求自己对每一个项目都认真做到极致。
  车兆和退休前工作的最后一站是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源于他工作一直以来的坚持,2015年8月24日,为表彰他对中国与南加州文化交流与合作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加州艺术委员会主任格雷格·瓦岑向其颁发“杰出证书”。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自己,它也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中国文化部和一切为中美文化交流而努力工作的人。”车兆和希望自己的这份坚持可以传递给文化外交领域的年轻人。
  
  与南非作家大会主席奥莉方特教授。
  
  
《小康》2017年11月下
  

 
编辑: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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