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南迁之路长途跋涉，历经艰辛，然而刘承琮老人却从来也没有后悔过。“能够将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我很骄傲。”
1918年，刘承琮生于北京北海东门御史衙门后院，2012年于北京逝世。这位长寿老人是古物南迁的亲历者，在他生前曾留下自述，叙述了他所经历的古物南迁。
“我的父亲吉拉布（满名，汉名刘寿延）当时在古物陈列所陈设科任科员。”古物陈列所在1912年底正式成立，这是推翻清政府后第一个国家级博物馆，隶属于中华民国内务部。首任所长是镶红旗蒙古护军督统兼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厅长治革。刘承琮的爷爷在步军统领衙门任职，与治革相识，因此把他的父亲吉拉布推荐到古物陈列所工作。民国初年虽然有举荐，但还是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合格后才能被录用，吉拉布在考试合格后，还拿到了民国内务部签发的委任状，也就是正式的聘用文件。
青年时期的刘承琮
父亲任职古物陈列所
“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初有着严格的制度，每个人都要对文物有高度的责任心，出了问题就依法从事。”刘承琮生前曾回忆说，1925年，文华殿丢失了字画，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吉拉布在内的陈设科四位职员都被抓进了监狱，内务部总长龚心湛勃然大怒，限三日之内查获此案，否则严厉查处。时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杨乃庚找不到任何线索，终日惶恐不安，十几天后竟被吓死了，此事才不了了之。还有一次古画在装裱时，被人为地揭去一层，画魂被偷了。为此，陈设科的职员又进了监狱。这两件事在全国解放后在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才破了案，有关部门曾找到吉拉布核实当时的情况，通报了破案情况。刘承琮对此印象颇深，他说他的父亲总是说：“事隔三十年才破案，仍有交代，还是共产党伟大。”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正门设于故宫后门的神武门，止于乾清门，与古物陈列所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古物陈列所的人员都是清末民初的遗老遗少，略显腐朽。反观故宫博物院，从上到下任职者一律都是拥有新思想的北大的教授和学生，李石曾、易培基、张继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元老政要。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理事会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佬，后来成立基金会，蒋介石还带头捐款。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直接隶属行政院，属当时部级单位，而古物陈列所为内务部下属单位，虽早于故宫博物院13年成立，“但故宫博物院根本不承认古物陈列所的存在，称古物陈列所为“前宫”，古物陈列所则轻蔑地称故宫博物院为“后宫”。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北洋政府内务部为内政部，部长钮锡惕，将他的女婿、一个和文物毫不相干的人——钱桐任命为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上任后裁人减薪，古物陈列所每况愈下。抗战时期，钱桐还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
古物陈列所有个警卫队隶属内务部总管，全部是警察的装备和编制。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古物陈列所警卫队调拨一些人组建了故宫警卫队，刘承琮的哥哥刘承琪就在警卫队当警察。据他回忆，警卫队还组织了故宫足球队，经常和东交民巷英国使馆的水兵队在午门前和天安门广场踢球，还和后来成为中国足球名宿的李凤楼组织的辅仁大学队比赛。
“1933年，古物南迁。现在讲是因为日本侵略，怕日本夺取文物，但实际上，即使日本不侵略，文物也是要南迁的。”刘承琮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打败了军阀统治的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南京是当时的首都，代表着中国，南京成立了中央博物院。古物南迁和当时民国政府把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文物调往北京如出一辙。“父亲在古物南迁中负责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押运，文物运到南京浦口火车站，明确的任务就是将文物划拨交与南京中央博物院。”
当时古物陈列所动员了所有员工家属都来参与古物装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有偿的，给工钱的，而且不少。“因此，15岁的我就跟着父亲参与了古物陈列所的装箱。”
刘承琮夫妇与父亲吉拉布（刘寿延）在重庆。
大屠杀前逃离南京
刘承琮因为在装箱工作中表现出色，和大家都相处融洽，他的父亲顺势而为，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傅博平科长介绍他进故宫博物院工作。傅博平找到吴瀛——吴瀛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的大拿，一切事务都是由他一手操办——安排刘承琮在故宫印刷所做学徒。
刘承琮回忆，故宫印刷所设在神武门外的东西朝房里，外面还有一道北上门，所长是杨心得先生，曾在法国搞摄影和珂罗版印刷，后将自己的设备带回国，报效国家。印刷所里有二十多名师傅，清一色的江浙人，徒弟十几个都是北方的孩子。
文物南迁之后，故宫博物院少有地清静。游人少了，古物陈列所清静得都要关张了。“1935年，我和吴凤培、宋春河等几个技工，还有一些师傅，携带一部分设备前往南京。又像文物装箱那样，把照相制版等设备和印刷机器，打包装箱，从前门火车站上车，我记得父亲还去送我，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北京显得很是凄凉。”刘承琮一行到达南京后，印刷所就设在朝天宫，宿舍就在朝天宫后的张家花园，当时朝天宫的文物库房还没有建成，他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将文物开箱并继续出版故宫周刊类的刊物。
南方的天气不是一般的潮湿，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后，装备了从美国进口的抽湿机，24小时不停地抽，可墙壁上的水还是不停地往下流。“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后，马衡院长主持工作，南京、北京两头跑。当时徐森玉副院长年事已高，南京分院的具体工作都由那志良先生全权负责。”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抗战开始。7月下旬，北平、天津沦陷，“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每位员工都惦记着北平的家，自己家属还没有到南京的员工，更是坐立不安。”八月，日军逼近上海，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上面决定，古物继续迁运。刘承琮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第一批文物由南京运往汉口到长沙，又到了贵阳，最后到达安顺，押运的是徐森玉、庄尚严，那先生也去了，后来又赶了回来。所有人都投入到紧张的装箱搬运的工作中，第二批是由南京运往汉口，后由汉口运往重庆到乐山，主要是牛德明、李光弟押运。”10月25日，淞沪大战国民党失败，上海沦陷了，南京危在旦夕，还有大部分文物没有运出，长江封航，水路又有敌机轰炸，已经不安全了，只有走陆路；人手也很少了。“本来有十几个学生志愿者帮忙，但那时也跑得无影无踪，正好马衡院长的儿子马彦祥闲来无事，便由他押运一列火车往徐州开，继而又发了第二列，南京就只剩下我和吴玉章。”刘承琮对当时的混乱印象很深，当时在南京下关码头丢弃的箱子、财物遍地都是，却无人拾取。
12月7日，蒋介石撤离南京，发表讲话，要将士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已是决战的战场。“12月8日，我押运又一批文物装上了第三列撤离南京的专列，可还剩下一部分文物，大约有2000箱，还有大量印刷设备，无奈只能留在南京。”火车站里满是军警保护，文物运送专列前后挂两个火车头，前后加力。专列上还架着多架高射机枪，以应对敌机轰炸。这时的南京已处于百万日军的包围之中，战云密布，炮声隆隆，刘承琮说当时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快逃，哪没有日本人就往哪逃。火车从南京出发，第一站徐州。12月9日，日军对南京下了最后通牒，12月10日，光华门被日军炸开，南京沦陷了，接着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我和吴玉章那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只差两天，没出来恐怕就死在南京城了。”
朱家济诗书作品，郑世文所刻笔筒拓片。
川陕公路上险丢性命
从南京出发，虽然是逃跑，但与逃难的百姓还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国民党行政院的行文，故宫文物的安全仅次于蒋介石的安危，办事都不是那么费劲，到哪都是一路通行。”但是，空袭难以避免。刘承琮说，那时最怕听到的就是防空警报，撕心裂肺，后来就麻木了，逐渐的，他们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刘承琮押运的这趟列车，在徐州、郑州火车站都遇到了轰炸，“炸弹震耳欲聋，感觉心脏都要被震出来似的，炸弹爆炸处一片火海，哭叫声响成一片。”他说，火车上的高射机枪根本不敢还击，怕招来敌机的又一次轰炸。“说也奇怪，日本人就是炸不着运送文物的列车。”当时，列车和敌机斗智斗勇，经常急停，让飞机俯冲过后再开，或倒开，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飞机只能前冲，投放完炸弹就没有了攻击能力，只能飞走。
刘承琮一行由郑州到西安，马衡院长想到陕西交通环境恶劣，派那志良主管陕西工作，又派梁伯华前来帮助。火车到达宝鸡后就没有铁路了，宝鸡的关帝庙便成了他们暂时存放文物的地方，“总之大庙、祠堂都被我们租用下来”。在宝鸡住了两个月，行政院命令把文物运往汉中，由陕入川。战时的川陕公路刚刚修好，便由汽车从陆路运输。先由国民党军方的汽车运输，比较顺利，当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汽车的轮胎上都包上了铁链防滑，刘承琮记得，秦岭上的熊猫随处可见。后来战争吃紧，汽车越来越难找，刘承琮找到新疆新绥汽车运输公司，“老板是天津人朱炳，司机大部分都是天津人，也有个别北京人，大家相处起来非常融洽，都是北方老乡，格外亲切，事情也好商量。”
从宝鸡到汉中，道路艰险，由于人手太少，要连续往返发车。刘承琮一个人一次押运十五辆汽车，汽车都是美国道奇的。前面车上架着机枪，由官兵保卫，每次他都坐最后一辆车上。每到一个县城，县长出城迎接，文物车队进入县城后，城门紧闭，实施戒严。当时，文物必住大庙，因为哪都有庙，而且只有庙里的房间大，能存放文物，每到一庙，方丈都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押运员住，自己和小和尚挤在一起。
然而押运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从宝鸡出发后，在草粮驿的地方第一次翻车，战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管理还是非常严密畅通的，由甲长到保长到乡长都来帮忙，逐级上传。“我打电报给那志良先生，那先生很快雇车赶到现场解决问题，还好文物没有损失，换车继续前行。”
刘承琮负责文物押运，走过一段路程后，安置好由年纪大的员工或带家属的员工看守，他再往返运输。凶险还在后面，有一次正好是运送石鼓，车队停下来休息，川陕公路很窄，当时跑运输的陕西老乡都是一头毛驴架上两个筐，他们都很少见到汽车和城里人。当时刘承琮正站着休息，一个老乡赶着驴前行，驴架的筐一下把他挤下了川陕公路，大大的斜坡，下面就是汉江的急流。“我翻滚而下，大喊救命，心想这下完了，没命了，绝望中我拼命抓住一棵小树，树断了，我一直滚到汉江边上才停下来，树枝扎进了我的右手食指。”随车保卫文物的士兵赶忙用绳子拉着人下去，把刘承琮救了上来，还有人用枪托打那个老乡。刘承琮清醒后，忍着剧痛说：“不要打了，也不怨他，只怨我倒霉。”在国民党陆军第100医院，医生对他的食指做了处置，便继续前行。
“古物南迁使我成长”
而后，刘承琮一行住进了汉中县的文庙里，那里的卫生条件非常差，“腰带上的虱子用手一捋就是一把”。因此，刘承琮受伤的手指发炎了，他说当时手指肿得像一根胡萝卜，而且高烧不退。“我心里总是想着这是自己倒霉，情绪很是低落。”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正值西北联大沿着川陕公路撤至汉中，西安医学院在汉中南郑孙家庙黄家祠设新校址和教室，和文物存放在一起，国立西安医学院的教授给他做了手术，截取了食指一小段。战时的医疗条件差，使伤口一次又一次地发炎，刘承琮的右手食指一共锯了五次，医生对他说，如果再不好，只能锯掉右手。刘承琮恳求医生说：“您一定要保住我的手，我还年轻，以后还要生活呀。”庆幸的是，把食指全部锯掉后伤口就好了。“这几次反复，我1米8的个子，体重只剩下九十多斤。一看到没了的手指，我就想到南迁，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我们路过勉县定军山的诸葛亮墓，墓上有诸葛神签。刘承琮拿起签筒，左摇右晃后，蹦出一签，下下签！然而，连续三次都是下下签，便无奈拿签开卦：“幸有祖宗阴志在，香烟未断续冥蛉。”刘承琮后来回想起来，他说：“看来诸葛神签真灵，祖宗保佑，我的身体后来无大碍了，文物也是有惊无险。”
后来，他押运文物的车队在绵阳附近又翻了一次车，汽车翻到了河里。幸好问题不大，因为正值冬天，河里水很少，文物没有损坏，很是幸运。
终于，文物进入成都，安放在和尚街的大慈寺内，押运员们紧张的心情得以舒缓。初到四川，刘承琮和同事们闲来无事,用粗竹子做了一个笔筒，朱家济先生诗书俱佳，题写诗文，郑世文雕刻并拓片更是锦上添花，刘承琮一直保存着笔筒的拓片，“这也是我们参与古物南迁的最好见证”。
“记得有一天，防空警报又拉响了，我和那志良先生跳进一个土坑躲避，眼看着日本飞机从东边慢慢飞来，大慈寺的和尚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炸弹下来也不躲，我们大喊趴下，和尚们还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说也奇怪，炸弹真的炸不着和尚。”当时成都西门已是大火一片了，幸好庙里的文物安然无恙。
在成都住了大约有两个月，行政院命令将文物运往峨眉，那里更为安全。从成都到峨眉的路很难走，都是山路，汽车要开到船上过河。至1937年11月8号从南京押运文物出来，从南京经徐州、开封、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广元、绵阳、成都至峨眉，已经是1939年7月了。
到达峨眉后，那志良先生担任了驻成都办事处主任。文物存放多地，他派梁柏华、吴玉章、郑世文、牛德明等人各守一摊，那先生有意培养刘承琮，便让他负责各地的联络工作和费用的报销，刘承琮要在成都、峨眉、乐山、重庆之间往返。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成立故宫重庆办事处，由院长马衡坐镇，海棠溪山坡上堆满了文物的箱子，后转移到了川康银行的金库和向家坝存放。
当时，办事处资金非常紧张，报销都很困难，甚至有时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了。“我们年轻人一个人生活无所谓，但带家属的员工可就困难了，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每天在偏僻的地方守着装有文物的大木箱子，大家都自嘲是‘看坟的’。”
古物南迁之路长途跋涉，历经艰辛，然而刘承琮老人却从来也没有后悔过。“我一路上饱览沿途的风光山色、名胜古迹，知识、阅历的积累和沉淀，是别人都很难拥有的，虽然险些丢掉性命，但古物南迁使我成长。能够将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我很骄傲。”
故宫博物院给刘承琮开的伤残证明书。
《小康》2017年10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