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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9月《小康》上旬刊
  栏目:小康指数
课外辅导之惑

★文 /《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刘彦华

  
  “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长教育理念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孩子共同成长”,以及“要让孩子快乐”。但面对年仅9岁却要顶着高温在9个培训班之间马不停蹄赶场的“最拼小学生”时,坚决反对此举,力主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的受访家长却寥寥无几,原因是“不敢不报”。  
  
  韩璐陷入了焦虑中。
  儿子上了小学后,她加入了很多家长交流群,现在,只要一打开手机,挤满屏幕的都是给孩子报培优班的消息。要不要这么早就给孩子报班?不报班会掉队吗?孩子压力太大怎么办?
  其实,焦虑的不止韩璐一人。近年来,“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让家长承受了更多的考验。“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中,74.3%的受访家长都把“尊重孩子的选择”作为教育孩子的首要理念,其余位居前三的教育理念分别是“和孩子共同成长”(65.7%)和“要让孩子快乐”(54.3%)。但面对年仅9岁却要顶着30多摄氏度高温在9个培训班之间马不停蹄赶场的“最拼小学生”时,坚决反对此举,力主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的受访家长只有8.8%,不足一成。
  最近,山东泰安9岁小学生李星泽走红网络。据媒体报道,母亲望子成龙心切,因此他暑假每天的行程就是游走在9个培训班之间。游泳课、武术课、作文课、数学课、英语课……据悉,仅花费的培训补习费就高达万元。
  “虽然不像李星泽那么夸张,但文化课+兴趣班似乎已经成为孩子们的标配。”韩璐坦言,现实使理想遭受了重创,“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
  在无法改变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大前提下,要么为释放孩子天性甘愿承受掉队的风险,要么乖乖埋单加入培优者行列。但以韩璐为代表的家长们,既不甘心与后者为伍,又无法像前者那样安之若素,于是,摇摆不定,焦虑难消。
  
  天价辅导费难挡家长热情
  “我并不是一刀切地反对报班,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现在孩子才7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培养兴趣爱好的好时期,兴趣班还是必要的。”韩璐与儿子达成了共识,只要学校老师能教的,就不再报班。在这样的理念下,儿子尚没有遭遇文化课的困扰,并且培养了较强的自学能力。同时,只要是孩子自己提出想上的兴趣班,韩璐也尽量满足,“钢琴、画画、围棋、架子鼓、轮滑……从三岁开始,儿子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每天的生活多姿多彩。”当然,并不是所有兴趣班都能坚持下来,“现在就是让他尝试一下,真的没兴趣就放弃,不能强求。”韩璐告诉记者,再过一周左右就开学了,她已经帮孩子选好了新的兴趣班。
  韩璐的同事秦文内心认同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泯灭学生天性、扼杀学生创造力”,但却从幼儿园开始送女儿上各种兴趣班、培优班。秦文认为自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长,不知道女儿除了学习还能干什么。
  在外人看来,秦文对女儿管得有点严,为了让孩子少看电视玩手机,她家已经连续三年未接通电视信号,并且还将女儿的智能手机换成了老年机。“学习多无聊啊,她怎么可能经受住电视、手机的诱惑。”
  秦文认为孩子需要监督管教,至少她女儿就不属于天资聪颖、自我约束力强的那一类。所以,秦文从女儿上幼儿园中班开始报英语、数学等培优班。“别人家的孩子一般都是从一二年级才开始补习,我女儿比她们早了一两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女儿成绩自小学开始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三名,这让秦文很是欣慰。如今在北京名校八一中学上初二的女儿依旧保持着每周两节数学尖子班、两节英语尖子班的节奏。
  秦文开始担心另一件事,“身边很多人告诉我,有个退休老教师,数学教得非常棒,有个孩子只上了她几节课,中考数学成绩一下子提高了二三十分”。虽然一节课两小时2000元的价格有些高,但秦文还是想请这位老师教教女儿,“只要老师好,要价再高也要上。我现在更担心找她的人太多,我们报不上”。
  “要价再高也要上。”近来关于天价辅导班的新闻可谓不少,虽然怨声载道,但面对“百分百拿高分”的诱惑,家长们总是难以自持。“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市场上课外辅导班的价格,50%的受访家长认为偏高,44.1%的认为很高,认为一般的只有4.9%,认为偏低和很低的合计仅1%。但是高价并不能阻挡家长们报班的热情,在可能影响家长报班决定的诸多因素中,优先考虑价格因素的受访家长仅占6.4%,超七成受访家长首看教师资质。
  
  
  
  究竟是谁的刚需?
  课外辅导已成刚需,究竟是谁的刚需?
  首先看学生。学校和机构的双重作业压在学生的身上,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背负重压的学生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苦读学习型。这类学生一心只有学习,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引导下,对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学校的学习进度往往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相比而言,辅导班超前的课程进度和作业难度对他们而言更具挑战性;第二类是随波逐流型。这类学生并没有很强的学习主动性,一般都是家长主导课外辅导安排,让学就学,但效果远不如第一类学生好;第三类是苦苦挣扎型,这类学生一般学习比较吃力,往往为了应付学校和辅导班双重作业压力弄得身心疲惫。
  中国的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PISA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筹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从2000年开始对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进行测试。早在2009年和2012年PISA测试中,上海市均作为试点参与,并取得了全球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闪闪发光的成绩单背后,是孩子们“严重超负荷”的学习状态。2012年,PISA测试中,除了“学业成就世界第一”以外,上海其实还获得了另一个世界第一——学习负担世界第一。据PISA测试数据显示,上海学生平均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为28.2小时,在65个国家(地区)中位于第九位,但平均每周作业时间13.8小时,为全球第一,远超OECD国家每周5小时的平均水平。这种情况在其2016年底公布的2015年PISA测试结果中,仍未见有明显缓解。
  这一点在“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历年调查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按照惯例,“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再次请受访家长对中国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学生负担重由去年的第八名大幅攀升至第四名,42.9%的受访家长选择了此选项,同比提高了22.7个百分点。
  “披星戴月”“起早贪黑”“白加黑”“五加二”,孩子学业负担过重,家长虽然心疼,但往往难改初衷,因为相对于那份心疼,更紧迫的是眼前的现实。
  培训机构最早出现时,是针对跟不上学校学习的学生,因此,其基本定义是“补习”,但现今培训机构早已超越了“补习”的定义,成为超前教育。
  “暑期的数学尖子班已经把初三数学过了一遍了,并且听女儿说,因为报班的同学太多,当得知某一知识点大多数学生已经通过辅导班事先掌握了,老师通常会简要带过,结果没报班的同学特别吃亏。”秦文向记者坦言,“真的是花钱买心安,不敢不报。”
  更加残酷的现实是激烈的升学竞争。学校分三六九等,进入不同的学校,代表着孩子可能拥有不同的未来。“家长们能不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吗?”秦文表示,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老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课外辅导热,其实折射出的都是家长们的教育焦虑。
  
  变革正在进行
  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公众的迫切需求,使得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大量涌现并迅速生长。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称,2016年我国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8000亿元,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超过1.37亿人次。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0%。
  不过,正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所说,课外辅导本身没有“原罪”,它的发展满足了老百姓的选择性教育需求,但是目前国内的课外辅导比较混乱,质量良莠不齐、“乱象频出”招致社会诟病,需要加以管理。
  事实上,针对课外辅导市场的种种乱象,政府早已三令五申。在今年上海人代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更是振聋发聩地发出呼吁,“教育培训市场必须整顿净化,政府不管就对不起孩子们。”
  近期,上海、浙江、广西、成都、西安等省份纷纷提出对教育机构进行整治、监管的举措。尤其是上海,课外辅导市场整治工作轰轰烈烈,获得广大家长一片点赞。据悉,截至目前,上海市已经梳理出教育培训机构近7000家,其中有营业执照但无教育培训资质的3200多家将被整改并停止招生,无照经营的1300多家将被取缔。
  另外,即便是有执照有资质的正规培训机构也难逃家长责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培训教育,过度追求教育效率化。
  不过,一个值得家长欣慰的消息是,这类机构已经开始主动转型。
  学而思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据其公开数据显示,已经在37个城市开设了567个教学点,遍布大多数一二线城市,并开始向常州、无锡等有条件的三线城市渗透,线下学生超过了100万,线上注册学员接近2000万。近日该公司刚刚宣布进行品牌升级,计划邀请“知识分子”的科学家通过视频方式开展科学教育,“让孩子们在科学家身边成长”;邀请众多名师重新定义“大语文”,做真正的语文素质教育。
  这是学而思对外打出“素质教育”品牌的一次尝试,虽然具体如何开展实施还不得而知,但对这样一家巨大的民营机构勇敢挑战传统教育的不足之处的勇气,还是值得鼓励和观望的。
  
  
《小康》2017年第09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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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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