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莠不齐 社会上一度充斥着“策划大师、点子大王、智业领袖”的称号与评选，有人利用这些称号招摇撞骗，这都影响乐智库的形象与可信度。
时至今日，智库体系进入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目前，中国智库面临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的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是摆在民间智库发展面前的重要课题
如今，智库成为一种“全球现象”：2016年，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总量已达到近7000家，涵盖国内经济政策、教育政策、能源政策、卫生政策、环境政策、科技政策、政府治理、国防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国际经济、全球卫生政策等方方面面。
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否未雨绸缪把握全球经济政治新动向，为政府提供专业且前瞻的政策建议，成为未来智库能否“立足”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可以预期，随着顶层设计的不断出台，智库将在我国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知己知彼，既要立足中国国情，也要追踪国际智库发展经验。
时至今日，智库体系进入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目前，中国智库面临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的问题，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是摆在民间智库发展面前的重要课题。
民间智库弱小、分散、不稳定
上世纪90年代，智囊机构开始出现，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研究领域的精细化，各个中央部委如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纷纷设立了研究机构，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此外，还出现了诸如中国世界与政治研究所、安邦集团等渐为公众熟知的民间知名智库。其研究成果及报告亦开始出现在政府决策高层及广大民众的面前。
据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
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多年的张国庆研究员指出，按现有决策体制，中央政府关于某个领域的政策，往往由相关部委负责制定，然后交由下属研究机构的专家一起“想办法”。这种两位一体的设置实际上并不能保证下属研究机构大胆地做研究、说真话。“如果一项政策一出台，下面的智囊团都一致说好，那我想这个政策的公信力首先就要打问号了。”张国庆坦言，体制内的框框太多，对智库研究的独立、自由形成了很大的束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则在国内首部智库研究著作《大国智库》中表示，“随着近几年中央高层不断释放支持智库发展的信号，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作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指示后，新型民营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比较典型的包括博源基金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察哈尔学会、长策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瞭望智库、人大重阳等。”
长期观察中国智库发展的王金岭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目前尚处于“弱小”、“分散”、“不稳定”的状态。
“弱小”不单指其自身实力弱小，还指市场需求、影响力十分弱小。他认为，这与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欠缺及执法不严有关。
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智库从业人员的素质也良莠不齐，社会上一度充斥着“策划大师、点子大王、智业领袖”的称号与评选，有些人甚至利用这种称号招摇撞骗，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智库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阻碍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入，降低了智库的可信度。
“分散”是指目前尚不具备集中、统一的行业群体和相应的市场。
“不稳定”则是因市场不稳定所以智库人才队伍也不稳定，民间智库尤甚。
民间智库前滩综研注册于2013年下半年，出生在“黄金时代”。2012年6月底，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台了《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用浦东新区官方微博“浦东发布”的话说，浦东新区将用3—5年时间，将前滩打造成上海新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而前滩综研的创始人何万篷，正是这一规划早期的建议者之一。
何万篷原为上海市信息中心一个下属研究所的所长，其下海创办智库据说是受到了一些触动。作为政府人员的何万篷参与上海虹桥商务区规划的评审，参会者包括中国科学院、日本野村综研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单位。何万篷发现，上海很多公共设施都由国外机构规划，而且他们甚至比国内智库更加熟悉上海那些重要的战略性节点。
此后，何万篷组建前滩综研，将之定位为数据驱动型的开放研究平台，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集团提供实证、前瞻、建设性的决策支持方案。不只何万篷，王文担任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之前是一家官方媒体的编委，主管评论。
“一批从体制内出来的知识分子怀揣理想主义的花火，秉持不务虚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观，距离庙堂之远，而为国事谋。”有学者这样形容智库的创办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与官方智库产生的重要影响相比，无论在资金、政策、渠道等方面，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步伐都很慢。民间智库要面临政策制约、身份问题，还有资金来源和信息来源问题。
按照成熟民间智库的生存模式，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团和社会的捐助。但我国一直没有形成公共基金的力量，官方智库不仅享受政府全额拨款，还能容易地获得各种官方数据，这就导致了中国民间智库的产品“推销”效果很不理想。
有国外学者曾指出，中国智库的发展空间很大，但在组织、财政、法律的独立上还面临很大挑战。民间智库发展难在哪?
官方智库的处境亦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各省级社科院的院长们还经常要为项目审批和如何筹措研究资金而发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省级社科院负责人告诉《小康》记者,同为谈创新,上级社科院是有钱之后琢磨怎么花钱,下级社科院则是琢磨怎么把钱拿到手。而在许多地方社科院看来,洋智库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和学习对象。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特别需要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机构——民间智库,为中国发展增添智慧。但民间智库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例如,民间智库本是非营利组织,但中国现阶段的政策却要求,必须让其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或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
记者了解到，中国官办智库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而且人员数量庞大、机构设置繁多。以中国社科院为例，其拥有38个研究院、180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研究人员4000多名。而全欧洲的智库研究员也不超过5000人。
至于机构经费，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经费总额为239.7亿元，其中66.5%来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发投入的13.4%。
事实上，鲜有例外，中国民间智库遭遇的困难几乎从注册就开始了。
三年前，为了获得一个身份，前滩综研至少找过3个“婆婆”。创建者首先找到上海市科委，接着被推荐给了浦东新区科委。但是，后者对创建智库不太理解。于是，何万篷等人又辗转联系到徐汇区科委作为挂靠单位。
一些希望创办民间智库的朋友在民政登记时同样也曾遇到麻烦。“他们看到机构名称里既有改革又有智库就很紧张。尽管中央的改革方向是不要‘婆婆’。但他们说，你这个涉及意识形态，还是要找个主管单位管起来。”
资金是民间智库的掣肘。
如今，很多智库负责人每天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提高研究水平，而是怎样才能搞到钱、拉到投资。他们曾试图去做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工作，但根本说不通。与此同时，虽然也有一些外国资本来中国考察民间智库，但至今光有观察，没有动作。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如今的民间智库往往挂起两块牌子，一块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一块是工商注册的公司。同时，依靠政府采购与企业采购两条腿走路。
此外，前滩综研还曾想过一个方法，希望以高新技术企业的身份获取政府的优惠政策，缓解生存压力。但宋杰封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又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而且，对于民间智库而言，参与到政府决策、政府采购中去也并不容易。“一些重大的政策会议，受邀的往往是传统智库，社科院、党校高校等，很少有人会主动通知民间机构参加。”一位民间智库负责人说。
而另一位民间智库的管理者则告诉记者，有些政府对外招标课题会对智库的注册资金、运营期限以及从业人员的体制内职称等方面提出要求。比如，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运营期限1年，甚至3年以上。政府部门会通过设置这些门槛来剔除中小型的民间智库。
如何摆脱数多质劣
民间智库普遍生存艰难，而基本模式就是为甲方提供智力成果获得收入。
由于惨淡经营，民间智库也就很难开出比官办智库更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人才。没有人才，研究者水平不高，民间智库的声音微弱又不被重视，于是也就形不成气候与影响。
世界一流智库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避免中国智库在发展中遇到的类似制约?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介绍，美国的智库基本都是民间的，且一般为非营利机构，依靠基金会资助，所以在资金上问题不大。其次，美国智库有自己专门的研究人员，一般都是各学科的专家，或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前政府高官。此外，智库之所以在美国兴盛，还取决于政府决策机制的开放性，这样智库才能够充分地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去;还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因为智库的研究成果需要通过媒体的平台来展示。
裴敏欣指出，在完善智库发展的“政策分析市场”方面，要建立政策分析研究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交流的渠道，使相关智库对政策研究的需求非常清楚，各种智库可以针对相关政策研究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其次，要逐渐保证智库研究经费的多元化。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保持独立性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因此，在中国设立政府的政策研究基金、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等都是有效的制度基础。再次，要建立智库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和公开讨论的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其他关心该政策问题的公众和社会团体提供，使智库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实现其政策影响力。
就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而言，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是中国智库的黄金时代。智库不但成为中国媒体和公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词汇，而且也逐渐成为政治决策、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与美国民间智库“一统天下”相比，中国目前的智库格局是官方智库数量众多，休眠的高校智库众多，非官方智库则艰难求生。
在民间智库无强劲政策支撑的情况下，走“第三条道路”的半官方智库，或比较契合于中国国情，这类智库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在“社团生存安全”上有政府的庇护，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官方智库，不必沦为有关部门的“宣传库”，可以适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做出独立和客观的战略研判。
然而，从“思想产品”的市场经济化角度上看，不同地位的市场主体，显然不利于形成一个“竞争市场”，没有“竞争市场”，也就注定没有品牌性产品。官方智库在政府采购思想产品的市场份额中，居于垄断地位，半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竞争中，又有体制等的非市场因素的优势，民间智库从创办至今20多年来，其发展并不容乐观。
记者注意到，国内数个活跃于非官方智库的著名学者，往往在所在单位职称评定时受影响，而越是在智库界有实力的人物，其研究综合视野和跨领域的研究能力越强，其研究“专项感”越弱，越不符合现有职称评定“专业水平”评价体系。
另一个制约因素，来自官方信息公开与信息获取渠道等问题。相对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往往在及时和充分把握政府信息方面，没有得到法律及制度上的有力支持，导致智库在进行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中，未能形成令决策者心仪的成果。政府信息受限，也影响到智库选题设定等工作，民间智库一般会选择远期战略性研究，而回避对策性课题。
“国家尚无智库的‘国标’，也无意在相当近的时期之内推动这样的标准。当前中国政府与国有大型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聆听到独立的民间智库的声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这一大思想市场环境上看，中国民间智库尚处于‘初级市场’阶段，整体依然相当落后。”上述专家说。
《小康》2017年05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