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敦煌 退休后，常沙娜仍一直在忙碌，忙得最多的还是与敦煌有关的工作。
常沙娜回顾自己这辈子的成果，绘画、图案教学和设计，都与敦煌密不可分。敦煌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宝库，内容非常丰盛，取之不尽。但常沙娜知道，它现在是在“带病”开放，有些壁画、彩塑的颜色已经比前些年淡了，现在也只能尽力延续它的生命。她表示，对敦煌的东西要抓紧深入研究，要与现在的艺术相结合
由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主办的“2017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3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作为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此次展览以“守望”、“凝萃”、“传承”为三大主题，贯穿了常沙娜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经历，囊括了常沙娜的敦煌临摹、装饰手稿及设计作品，向观众全面展现了两代“敦煌人”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与转化、继承与升华。此次展览共展出常沙娜的壁画临摹、花卉写生、应用设计等不同类别的艺术作品二百六十多件。
开幕式上，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常沙娜先生慷慨捐赠，将其艺术生涯中24幅经典之作捐赠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他说：“常沙娜先生以86岁高龄，重新沐手敬绘，精进图画，以补不逮，再绘敦煌壁画中‘文殊变’之艺术神韵，只为国家艺术殿堂留存最佳美术作品，体现出其对国家美术收藏事业的重视与支持。其境界与眼光、其胸怀与卓识，足以为我辈之楷模。”
正如吴为山所言，“伴随时代的演进，唯一不变的是常沙娜先生爱‘美’的天性。”为美好的事物而欣喜，为生命的奇妙而赞叹，可贵的是，这化为常沙娜先生创造的动力，演绎为美丽的图卷。
1933年，常沙娜与父母在巴黎合影。
“‘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
常沙娜1931年出生于里昂，“沙娜”这个名字是法国里昂的一条河“La Saone”的中文音译。她的父亲常书鸿是赴法留学的年轻中国画家，后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的工作室深造，其画作多次获法国国家级金质奖和银质奖。母亲陈芝秀是父亲的表妹，也是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专业毕业的艺术家。
常沙娜从小在浪漫之都快乐无忧地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是中国留法艺术家圈子的宠儿。后闻名于世的雕塑家王临乙、油画家吕斯百自那时起就是常书鸿的莫逆之交，成为沙娜的干爸爸，俩人婚后均无子嗣，终生视常沙娜如同己出。而秦宣夫、刘开渠等人也都是她家的常客，经常逗小常沙娜玩耍，徐悲鸿到巴黎办展览时亦曾到她家做客。
重大转折始于1936年秋。
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后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掳去的大量唐代绢画，受到极大震撼。敦煌艺术呈现出的光辉使一向为西洋艺术倾倒的他惊诧万分，同时又深为自己的数典忘祖而羞愧。他决定义无反顾抛弃法国的一切，回国寻访敦煌那富藏中国千古艺术珍宝的秘境。
碰巧北平艺专邀他回国当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而作为他女儿的常沙娜，人生轨迹也随之改变。
1937年，还不会讲中国话的常沙娜随母亲乘船漂洋过海到中国与父亲团聚。她们尚未到达目的地北平，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她们只得转到上海靠岸。后来，她们又辗转于浙江杭州、湖南沅陵等地逃难，逃至贵州贵阳时曾遭遇空袭。
后来，国立艺专迁至重庆，常书鸿一家终于在凤凰山安顿下来，“与我们同住在一起的还有父亲留法时的老同学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吕斯百、马光璇夫妇和秦宣夫、李家珍夫妇，还有‘吴作人爸爸’单身也住在山上。”日子虽清苦，却安定温馨。
不过，父亲常书鸿仍然对敦煌魂牵梦萦，无法释怀。
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建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一心向往敦煌的常书鸿被梁思成荐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后出任首任所长。一年后，12岁的常沙娜随父母坐着带篷卡车从重庆出发，在路上颠簸了整一个月，终于到达令父亲激动不已，但却是寒风凛冽、满目黄沙、荒无人烟的敦煌莫高窟。
“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名字的来历，竟然也时常感觉‘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正是这缘分，促使我跟随爸爸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1942年，初到敦煌，穿着羊皮大衣的常沙娜。
“爸爸说什么，我都一定听”
常沙娜至今记得，到敦煌后吃的第一顿饭是一碗白水煮切面，仅有的两样调料是一碗醋和一碗大粒盐。
敦煌缺水严重，当地没有蔬菜，不能洗澡。人们睡土炕，用土坯做成桌子、书架乃至沙发。常沙娜虽在法国吃牛奶面包长大，却生性乐观，没有“苦”的概念。她被送到酒泉上中学，一放假就奔回莫高窟，跟着大人踩着长长的“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里临摹壁画。
晚清时期的莫高窟，由于西方列强侵华，被掠走大量文物，再加上风沙侵蚀、年久失修，当常书鸿来到这里时，整座洞窟早已破败不堪，他既为洞窟中的艺术珍宝兴奋沉醉，又深感研究保护工作迫在眉睫、责无旁贷。
可是，母亲陈芝秀却不这么想，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到敦煌安家。除生活不习惯外，信仰是更大的问题。她在贵阳遭遇空难后皈依了天主教，虽然她也被敦煌前所未见的美妙艺术吸引，但身处佛教艺术圣地，内心仍感苦闷无处诉说。1945年春，陈芝秀出走，并登报与常书鸿脱离夫妻关系。
父母离婚，这对一个14岁的孩子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常沙娜表现得很懂事，她总是说“爸爸说什么，我都一定听”。
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常沙娜辍学回到敦煌，学着给弟弟做饭、做鞋、织毛衣。后来常书鸿将她的学籍从酒泉转到敦煌县中，除必要时偶尔去上课和考试，她大部分时间留在千佛洞。
在常沙娜的印象中，千佛洞的天空永远是明澈无比的蓝，洞窟里是五彩斑斓、生动美妙的壁画和彩塑，像变幻莫测的梦境，她喜欢那里。在父亲的安排下常沙娜进行着没有学历的学习：每日以唐人经书为帖练字，再朗读一小时法语。
常书鸿还要求她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他结合一幅幅作品给我介绍历史，讲解各个历史时期的画风演变。
“我和擅长画工笔仕女的邵芳进洞临摹壁画。她成为我的工笔重彩老师，毛笔勾线、着色退晕等，我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东西。爸爸还安排董希文辅导我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我中国美术史。”
回忆起在敦煌的日子，常沙娜满是幸福，“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兴致上来，就放开嗓子歌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
18岁的常沙娜。
“设计不像画画”
1945年，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敦煌研究所却面临国民党政府停发经费、研究人员纷纷返乡的窘境。常书鸿下决心要“终身与敦煌相伴”，为博得支持，他带着沙娜到兰州举办了一次“常书鸿父女画展”，引起不小轰动。沙娜所画壁画摹本展现出的天赋，赢得一片赞誉。一位来华支教的加拿大人叶丽华女士提出愿资助沙娜到美国深造。“她看了展览跟我爸爸说，沙娜这么小画得那么好，你不能让她在敦煌呆着，我的女儿在哈佛大学，沙娜也可以过去。”
三年后，常沙娜在父亲的鼓励下，前往美国，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学习。从素描、人体解剖、美术史、透视、色彩、绘画到设计，系统全面的西方美术教育使常沙娜眼界大开。她还结识了许多爱国的中国留美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
“还没有拿到学历，中国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外面的中国留学生们见了面第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国，我当时激动得很，我说我也要回去。”
常沙娜当机立断，打工攒够一张威尔逊总统号三等舱的船票钱，于1950年12月回国。
她刚回国不久，正好赶上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常书鸿在时任人民政府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支持下，要在北京故宫的午门城楼上举办大型“敦煌文物展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向是常书鸿保护敦煌工作的积极支持者，他们要来参观，常书鸿特意吩咐沙娜“好好陪伴”。
一路上，梁林二人与常沙娜边走边聊，谈起她少时在敦煌临摹的经历，又询问她在美国求学的感受。后来，梁思成向常书鸿表达了想让沙娜到林徽因身边，在敦煌图案方面配合做些工作的想法。这个提议使常书鸿放弃了原本打算让女儿到中央美院继续学绘画的初衷。于是，常沙娜在无任何正式学历的情况下被不拘一格地聘为清华大学营建系助教，从此转向艺术设计及其教育的道路。
“艺术家和工艺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建筑、美术和设计三位一体”，梁思成和林徽因是综合环境艺术理念的积极倡导者。常沙娜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将自己熟悉的敦煌艺术元素用于工艺设计。一方以敦煌隋代藻井穿插和平鸽图案的真丝头巾，一套化用敦煌卷草纹的景泰蓝盘子……这位20多岁年轻姑娘设计的作品，逐渐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常沙娜随清华营建系所有文史、艺术类教师一起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三年后实用美术系又独立出来，成立中国工艺设计的最高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20世纪50年代末，常沙娜作为年轻教师参加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的建筑装饰设计。其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她巧妙采用敦煌壁画中的藻井图案，设计出具唐代风格的圆形浮雕花灯。至今，她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外立面柱廊上方的琉璃瓦楣和台阶上的须弥座图案花岗岩浮雕，以及民族文化宫卷纹草图案的金属装饰大门，依然矗立在长安街上，是永恒的经典。
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常沙娜获得了绝佳的“训练场”，日夜奋战在图纸上、工地里，边学边干，迅速成长起来。她颇有感触地说：“设计不像画画。一个人，画张画，署个名，作品就算完成了。艺术设计却不可能这样，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绝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完成，总是许多人通力协作的结果。”
1993年，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在家中留影。
“一个是传统，一个是自然”
70年代，常沙娜被指定为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77级班主任。1982年，又接到被擢升为副院长的消息，她诚惶诚恐，一来觉得自己待人处世幼稚无法胜任，二来害怕“当官即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于是到处找熟识的前辈和领导说情，得到的却全都是鼓励的话，最终身为党员的她只得服从组织决定。
一年后，自认为最不像院长的常沙娜被学院众多前辈认为做事认真、为人单纯善良，最终被推选为中央工艺美院新一任院长。常沙娜无法推却，于是带着“满招损、谦受益”的座右铭，从如何主持会议学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没想到一干就是15年。这期间，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无论行政工作多忙，常沙娜心底始终有个声音“不能在艺术上退步”，为此她坚持在染织系上课和参与设计项目。从院长之位退休后，她仍一直在忙碌，忙得最多的还是与敦煌有关的工作。她带领学生整理出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2014年分别在北京和敦煌举办相关展览，未来还要到台湾和国外展出。
她说：“回顾我这辈子的成果，绘画、图案教学和设计，都与敦煌密不可分。敦煌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宝库，内容非常丰盛，取之不尽。但它现在是在‘带病’开放，有些壁画、彩塑的颜色已经比前些年淡了，现在也只能尽力延续它的生命。所以，对敦煌的东西要抓紧深入研究，要与现在的艺术相结合。”
常沙娜说，她的创作有“两个渊源”，“一个是传统，一个是自然”。谈及传统，常沙娜表示，自己在上世纪40年代随父亲常书鸿赴敦煌临摹壁画时接触了大量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同时，她也认为，“继承传统应做到古为今用”。而对于自然，常沙娜说“花陪伴了我一辈子”，数十年来，常沙娜绘录了大量千姿百态的“花”的形象。
“为什么现在要强调敦煌，‘花开敦煌’不仅仅意味着石窟的壁画，要把它好的东西和元素运用进来。”常沙娜直言不讳，她看不惯目前我国服装的样式设计和面料设计，认为我们一味跟随西方的设计审美，是东施效颦。
“比如超短裙，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他们?另外从设计的比例来看，人一般是六个头或者七个头的比例，超短裙很难看。从功能上看，年轻人没有爱惜自己的膝盖，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膝盖肯定要发炎。”
“你看我们现在的面料，老虎皮、豹子皮多么原始，大自然中那么多美丽的树木、花卉，我们为什么不用?拿这些来发展设计是长不了的，延续不下去的。但是它影响了下一代，年轻一代没有传统了，只有怪异的东西。”说起这些，常沙娜的眼中满是恳切与急迫。这番话，是出自一位为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贡献一生的86岁老艺术家的口中，任何人听到都会感到惭愧与忧伤。
她进而说：“我不够洋气吗?我从小在西方生活，有的人觉得我还不够‘洋’，把我的名字写为‘常莎娜’，我最反感这个。我保守吗?肯定有。但是，只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文脉的根基。我相信，这个思想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小康》2017年04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