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14年抗战的知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性，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自有其必要。
北京，东皇城根脚下，最早因明代“东厂”设置在这里而得名的东厂胡同，历经明史馆、荣禄府、黎元洪故居等变迁，如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在地。改革开放以来，这里一直是两岸历史学研究和交流的重地。
2011年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发起重新编纂中国近代史项目，力邀两岸及香港学者参与。2016年年中，《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付梓出版。年末，这部作品获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成果名录，并入选第八届社科文献十大好书之列。
新史料、新证据、新观点
1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工作人员指着精品陈列柜里陈列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告诉笔者，“这书来一套卖一套，现在又只剩一套了。”据发行方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给笔者的信息，这套书已加印2次，仍供不应求。学术著作为何在读者中引发如此热烈的关注?这次“新编”提出了哪些新观点?怎样处理两岸对一些历史敏感议题所持的不同政治立场?海峡对岸的历史学家带来哪些不同视角?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主编分别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参与撰写者均是近年来中文史学界活跃的学者，其中大陆学者34人，台湾学者21人，香港学者2人。所有学者均以个人名义参与撰写。
全书分为民国卷和晚清卷，每一卷又分上下册。专题研究方式类似西方的剑桥史体例，大体以时间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分章探讨鸦片战争到1949年间最为关键的一些历史课题。上册以时间和事件发展变迁为主轴，下册则包含了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文化思想等专题。
“这套书可以说是中文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现。也是首次尝试两岸学者达成对中国近代史的共识。”王建朗说。
他称，这些年来新公开的史料，为两岸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关键性细节”，“凭史料说话”，对过去的不少因各种因素形成的“成见”给予修正和重评。对北洋政府的重新评估是近年来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套书系统讨论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内政与外交，展示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北洋时期曾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该书修正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指出北洋时期在内政方面虽乱亦有治，在司法等国家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近代化的一步。
在外交方面，顾维钧等一代具有专业素质的外交官被推上历史舞台，“修约外交”策略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为改变中国国际地位作出正面贡献。这套书的每一章由一位受邀学者独立撰写，写完后提交三地学者相互交流提意见。两岸学者之间的交往已有二十余年。在长期学术交流中，双方已形成尊重对方表述方式和写作特色的习惯，交流探讨更多着眼于学术本身，从学术出发，遵循学术规范，允许保留各自语境和表达习惯，对于暂时没有达成共识的“大历史观”和历史问题给予搁置，这种工作方法恐怕是这套书能够顺利成型的一个“巧妙”因素。
“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在学术上不必强求统一表述
同样的方法更多地运用在国共发展及抗战议题中。这是两岸分歧的关键部分，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各自不同的史观和立场显然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底线是原则问题坚持观点，一些暂时没有共识的具体问题不作专门论述或暂时搁置。”王建朗说。
本书的主编之一黄克武在本书序言中充分记录了两岸学者如何“求同存异”。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台湾学者负责，共产党史部分由大陆学者操刀。两方观点相互补充，拼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图像。在这部书中，台湾学者更多是书写蒋介石的成功之处，大陆学者则更客观地分析蒋的派系属性，发掘蒋的个性与统治缺失之处，互相补足可能有的局限性。
光是细览有关章节的标题和作者就能收获颇多信息：第四章 训政框架下的国民政府 台北政治大学 刘维开;第五章 国民党的派系与内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金以林;第九章 国共分合的背景、经过与原因 华东师范大学 杨奎松;第十章 战前蒋介石与中共、日本的三角关系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黄自进……
虽然各有偏重，但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两岸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比如抗战史部分，大陆学者肯定蒋介石在对日抗战中的贡献，在正面战场上抵御日军，收回台湾、澎湖与南海诸岛，恢复中国版图。台湾学者也同意中共“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游击战中牵制大量日军的成就。“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得到完整地表达，这也是双方几十年交流互动的结果。”王建朗说。
近期关于教育部修改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消息引起各界热烈关注。在学术界，两岸学者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在这套集“近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史书中，又有怎样论述的呢?
王建朗说，海峡两岸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习惯称为“八年抗战”。但在大陆学术界逐渐出现变化，“14年抗战”的提法已出现多年，这些年一直是两说并存，根据不同语境、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表述。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分别指包括局部战争在内的抗日战争全程和全面抗战时期。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是局部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则开启了全面抗战局面。
在公共教育中，普及14年抗战的知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性，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自有其必要。但在学术研究中，大概很难也没必要以一刀切的办法排斥某一种表述。毕竟，七七事变前，中日之间虽有局部战事，但国家整体上并未进入战争状态，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措施仍是处于平时状态。所以也有人认为，如将这一时期视为中日战争时期，很多历史问题不便解释。
“8年和14年各有所指，其实并无根本矛盾。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已是两说并存，即是同一学者，也会在不同的场合交叉使用这8年抗战和14年抗战这两个概念。”王建朗说，《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便反映了学界的这一状况。该书第十一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即以14年抗战为内容，第十二章“战时外交：从苦撑待变到大国擘画”则以8年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为内容，该书并未在这一方面强求统一表述。
两岸学术交流“三部曲” 曲折拼就完整历史图景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史料、档案、报刊资料和回忆录等解密，“民国热”兴起。新史料帮助史学界更多的摆脱局限性，尽可能地摆脱“以论代史”。但在王建朗看来，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更多是提供了细节，对其人其事的评价在此前的大陆学界已经摆脱了刻板和单一的印象，新史料的发现深化了已有的研究。
这本书的顺利出版是海峡两岸二十多年来学术互动的结果。台湾学者陈三井先生曾用“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海峡春潮，从此千山任可行”概括两岸学术交流的三个阶段，王建朗对此深有感触。“较早时候是台湾学者来大陆比较方便，那时候双方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问题，是要提前做好可能会发生交锋或各种意外的心理准备的。”台湾开放自由行后，大陆学者到台湾也容易了，两岸有了更多层次、多方位的学术交流，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每年就要派出二十余人次的学者前往台湾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
“随着这些年两岸史学界学术交流和往来的频繁，我们感觉这件事(共同撰写)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2011年对台湾和香港学界发出邀请，得到积极的回应。”在这样的共同意愿之下，《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所展示的历史图景不是单一的线性演进，而是千回百转的多面发展;有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对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败寇的叙事。
王建朗说，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期间内忧外患，风云变化。“如何深入认识这一段历史，并借此观察现状，思索未来，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应当思索的严肃命题。进一步繁荣两岸学术交流，让两岸民众知道曾经的共同历史是什么样，这也是两岸之间增长共识、增进情感的重要渠道。”
《小康》2017年02月中
